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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同东北亚的文化交流

  中原文化与东北亚地区的文化,很早就开始了相互交流。

  周秦时期的这种交流,表现出某种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这是和当时人们对东北亚地区的文化既缺乏深刻了解,又怀有浓厚兴趣的心理状况有关的。

  同东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外洋航运得以实现。汉唐航运的发展,促进了这一交流,汉唐文化通过这一条件向东北方向的辐射,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周秦汉唐与朝鲜的文化交流

  箕子走之朝鲜《尚书大传》《史记》和《三国遗事》等中朝两国文献,都有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灭商之后“走之朝鲜”的传说,据说又制定颁布了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以致“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

  秦末战乱,燕、齐、赵等地数万流民避乱迁居朝鲜,被朝鲜王箕准安置在朝鲜西部地方。西汉初年,燕人卫满聚众千余人,东流?水(今朝鲜清川江),后击破自称为王的朝鲜侯箕准,自王朝鲜,箕氏朝鲜灭亡。

  考古材料说明,朝鲜青铜器时代的典型器物琵琶形青铜短剑,形制与中国辽宁同时期所发现的一致;分布于朝鲜半岛南部的,与中国山东的石棚基本一致。

  战国时期燕国的铸币明刀钱,在朝鲜北部各地多有发现,集中者一次即多达千余枚。

  上述表明,周秦时期,中国同朝鲜的文化交流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乐浪古墓群在“卫氏朝鲜”时代,卫满之孙卫右渠当政时,与汉朝发生战争。

  元封二年(前109),发兵五万,分海陆两路进攻朝鲜。第二年,朝鲜发生内乱,汉军击败卫渠王,平定朝鲜。汉在朝鲜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近数十年来,在原乐浪郡旧地有比较集中的考古收获。除了多处古城址有丰富的遗存发现而外,墓葬群更受到学界的瞩目。其中以乐浪郡治所南面的墓葬群最为著名,总数共达两千余座。

  乐浪古墓多为方台形封土的坟丘,其形制与中国周秦汉时代最为通行的墓葬形制类同,而墓室结构、棺椁形制、随葬品组合、文字内容、画像构图以及其他文化遗存的风格,都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发现一致。可见,当时汉文化对于朝鲜半岛曾经表现出显著的影响。

  唐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唐代文明以雄奇宏阔的风格对周边地区发生着影响。当时曾经统治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政治实体都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在所管理的地区都因吸收汉文化、推广汉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迹。

  集中在集安、平壤、安岳等地的高句丽壁画墓,体现出高句丽艺术与中国艺术的关系。其神灵题材的画面多取材于中原神话故事。其表现手法,也具有中原风格。

  百济墓葬出土的器物,多来自中国。壁画四神图也取材于中原神话。

  7世纪中叶,百济曾派遣贵族子弟赴唐,入国学,直接学习汉文化典籍。

  新罗学者以汉文拟定国史,又建立国学(后改称太学监)以儒学经典作为必修科目。公元788年,新罗仿行中国制度,实施“读书三品科”制,通过进行国家考试录用官吏。

  二、周秦汉唐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中原人对于“倭”的早期认识中国初期海外交通大致主要面向东方。《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说商王朝的政治影响已经及于海上。然而直到战国时期,见于记载的海上航行仍只限于近海,一般往往沿海岸航行,以借助观测岸上的物标、山形、地貌等测定船位、确定航向。

  尽管如此,当时人们通过辗转曲折的途径,已经对于远在东洋的海上方国有了初步的认识。

  《山海经·海内北经》已经有关于“倭”的记述:“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海外东经》《大荒北经》还说到所谓“毛民之国”。有人认为“毛民之国”地在今日本北海道。

  徐福传说秦汉时期东洋航道的开通,可以以徐福东渡传说作为标志之一。

  最早记载徐福事迹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遣徐?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同书又记载“徐?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事。而《淮南衡山列传》则谓徐福留止海外不还。

  《后汉书·东夷传》中已将徐福所止王不来处与日本相联系,其事系于“倭”条下。《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黄龙二年(230)“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洲”事,说道:“?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洲者。”大约宋代以后,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在中日两国间流布开来。日本甚至有关于登陆地点在纪伊熊野浦的具体考定,以及所谓徐福墓和徐福祠的出现。近年来,有人根据江苏赣榆徐神村地名的发现,以为这里是徐福故乡,则徐福东渡的起航地点是距此不远的海州湾的岚山头或连云港附近朐山沿岸地带。

  目前有关所谓徐福遗迹的资料尚不足以提供历史的确证。不过,从秦末齐人曾为“避苦役”而大批渡海“适韩国”以及汉武帝“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击朝鲜”等记载,可以知道当时的海上航运能力。从今山东烟台与威海至辽宁大连的航程均为90海里左右。从威海至杨仆楼船军登际地点例口(即列口,今朝鲜黄海南道殷栗)约180海里。前者是齐人渡海适韩国的最捷近的航路。而由朝鲜釜山至日本下关的航程不过120海里左右。显然,以秦汉时齐地船工的航海技术水平,如果在朝鲜半岛南部港口得到补给,继续东渡至于日本列岛是完全可能的。而由今山东、江苏沿岸浮海,也确有可能因“风引而去”,“遭风流移”,而意外地直接东渡至于日本,徐福东渡的传说,可以说明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大陆已经有能力使自身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东洋。

  徐福东渡传说得以在日本流传的背景,是日本文化在绳文时代末期至弥生时代初期这一历史阶段,发生了空前的飞跃。而这种突变的直接原因,一般认为与大量外来移民相继由中国大陆直接渡海或经由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带来了中国的先进文明有关。

  两汉与倭国的交往《汉书·地理志》中已经出现关于“倭人”政权的记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在带方东南万里”。自西汉后期起,它们与中国中央政权间,已经开始了正式的往来。

  《后汉书·东夷列传》中为“倭”列有专条,并明确记述自汉武帝平定朝鲜起,倭人已有三十余国与汉王朝通交。

  《后汉书·东夷列传·倭》记述,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1784年在日本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这一记载。一般认为“委(倭)奴国”地望,在北九州博多附近的傩县一带。

  鉴真东渡唐代中国和日本文化交流频繁,使者和僧人往来不绝。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位通过东行涉海、历尽艰险的海外交通的实践,创立了促进文化交往的特殊功绩的著名的僧人。他就是名僧鉴真。

  鉴真是扬州僧人,曾经出游洛阳、长安。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四十余年,江淮间尊为授戒大师。

  在日本佛教戒律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公元733年,有僧人随遣唐使入唐,邀请高僧赴日传授戒律。经十年访求,决定邀请鉴真赴日。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五十四岁的鉴真不顾众多弟子的劝阻,毅然接受日僧的邀请,决意东渡。

  由于地方官员的阻挠和海路风涛的险恶,先后四次都没有能够顺利出海。鉴真仍然不屈不挠,坚持实行了第五次出航的计划。因风浪不测,航船漂流到海南岛,来迎求高僧的一位日本僧人病死,鉴真也双目失明,于天宝十载(751)又回到扬州。经过十二年艰苦的努力,鉴真终于在天宝十二载(753)冬季,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只东渡。公元754年1月17日,在萨摩国川边郡秋妻屋浦登陆。当年,鉴真即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使日本僧人得以开始正式受戒。后来,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鉴真又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公元759年,鉴真七十一岁时,他主持建立的唐招提寺开基。

  鉴真携带了许多佛经、佛像、佛具等到日本。在日本,他虽然已经失明,仍然协助校订佛经,凭经验以嗅觉鉴定草药。同行的弟子中有擅长于绘画、雕塑、建筑的,也一同为唐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日本遣唐使中日文化交流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先进人物已经不满足于文化的自然传播,于是产生了深入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有中国本土,直接汲取优秀文化的意向。公元600年—614年间,日本先后派出四次遣隋使,便体现了这方面的意义。

  唐代经济高度繁荣发达,唐文化表现出空前隆盛辉煌的气象。为了继续实现直接往中国接受优秀文化的目的,日皇廷多次组织大型使团,并随派大批留学生、留学僧,长期从事学习。

  从公元630—894年,前后264年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共计十九次。其中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入唐十六次。这中间,又有一次只抵达百济,有两次为“送唐客大使”,另有一次为“迎入唐大使”,其活动性质与以输入唐的制度文物为主,以国际贸易为辅的一般的遣唐使有所不同。所以,真正名副其实的遣唐使前后计有十二次。

  遣唐使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不仅因为其规模之大,次数之多,而航渡之艰难致使冒险牺牲亦为世所罕见,还在于这一文化行为,从物质到精神,给日本朝野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日本后来的辉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遣唐使回国后,往往参与皇廷枢要,唐文化的若干成就于是得以自上而下地直接影响日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当时,日本的法律、官阶、学制、礼典,都全面仿行唐制,在遣唐使时代,汉字传入日本,甚至促进了日本文字的形成和发展。遣唐使还从盛唐文明中输入了音乐、医药、绘画、棋艺、阴阳等多方面的内容,消化创新,丰富了日本文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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