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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同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于西汉时期得以开通,从而使中原文明与中亚、西亚文明的交流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并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实际上,同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早在所谓张骞“凿空”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并且逐渐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周秦汉唐时代,是中外文化交流表现出显著历史影响的时代。当时,中原文明向西方的传播以及来自西方的外来文明的影响,都是我们在回顾文明史进程时不能不予以特别注意的。

  一、周秦时期同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穆天子传》与周穆王西行史事西晋初年,汲郡人不准盗发了一座战国时期魏王的陵墓,“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这就是著名的汲冢竹书的出土。据《晋书·束皙传》记载,墓中所得“竹书数十车”中,就包括中国古典文献中具有特殊的价值,然而又长期蒙被神秘疑云的一部书《穆天子传》。“《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这部书原来的书名已经佚失,现面的书名是整理者所拟定。荀勖等人的整理本定名为《穆天子传》。束皙的整理本则称作《周王游行》或《周王游行记》。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率领有关官员和七萃之士,驾乘八骏,由最出色的驭手造父等御车,由伯夭担任向导,从处于河洛之地的宗周出发,经由河宗、阳纡之山、西夏氏、河首、群玉山等地,一路西行,来到西王母的邦国,与西王母互致交好之辞,宴饮唱和,并一同登山刻石,又继续向西北进行,在大旷原围猎,然后千里驰行,返回宗周的事迹。其往返行程,大略可达三万五千里,前后经历约两年。许多研究者认为,周穆王西行的极点,按照这部书的记述,大致已经到达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草原地区。有的学者甚至提出,穆天子西行可能已经在欧洲中部的华沙平原地区留下了足迹。也有学者认为,他经行青海、甘肃,访问了今天属于新疆的地区,昆仑丘很可能就是巴颜喀拉山,祁连山出玉,或许因此有了群玉山之称。对于周穆王西行的具体行程,当然还可以继续研究。但是现在看来,有的学者提出的把《穆天子传》看做一部“最早记录中原与西域交往的史诗”的观点,大致是可以成立的。

  对于《穆天子传》一书的性质,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人把它归入“起居注类”,有人则把它列为“别史类”,或者“传记类”。大致一般都把它看做一部史书。然而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却又将其改隶于“小说家类”。不过,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并不把这部书看做小说,而看做一部“其叙简而法,其谣雅而风,其事侈而核”的历史典籍。其成书年代大致在战国时期。

  从成书年代与《穆天子传》大致相当的《山海经》以及《逸周书》等古籍中也可以看到,当时人对于包括新疆以至中亚地区在内的广阔区域内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的初步了解,也反映了交通进步的历史事实。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和阿尔泰地区的文化交往,还有考古资料以为实证。

  其实,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地区最初的文化交往,一定还早于周代。

  秦人对西北的经营与“China”声名的远播秦人崛起于西北,早期曾经“在西戎,保西垂”。造父服务于周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的经历,也著名于史。秦立国前后,又有“和西戎”,“伐西戎”的历史记载。

  据《史记·秦本纪》,秦穆公曾经与戎王使者由余进行过有关政治制度与政治道德的讨论。由余的见解令秦穆公惊异,于是有“邻国有圣人”的感叹。其内心不仅深服由余之贤能,对于西戎部族“淳德”“忠信”的政治风格似乎也表现出了慕重之心。秦国后来强盛之后,始终被东方人看做“与戎翟同俗”的“虎狼之国”,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秦穆公征服戎人之后,史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有学者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秦’的声名就随着戎、狄的流动,向西方传播。于是,‘秦’就成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直到今天,许多国家还称中国为‘支那’‘China’,这就是‘秦’的音译。”

  “China”声名的远播,反映了当时黄河流域的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的交流。

  二、两汉与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

  张骞通西域以中原大一统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开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应当是汉武帝时代的张骞。因而对于他发展中西交通的功绩,史称“凿空”。

  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地区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作“西域”。

  西汉初年,今新疆地区的所谓狭义的“西域”计有三十六国,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汉武帝听说匈奴的宿敌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募使使大月氏,希望合力夹击匈奴。

  汉中人张骞应募,率众一百余人在建元二年(前139)出行。途中被匈奴人拘禁,历时十年左右方得逃脱,又西越葱岭,经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地区),抵达已经定居在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北岸,又统领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因新居地富饶平安,无意东向与匈奴进行复仇战争。他又到大夏,然后改由南道回归。在归途中又被匈奴拘捕,一年之后,乘匈奴内乱,才返回长安。张骞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的情况。他在大夏时,得知由蜀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以通往大夏,于是又建议汉武帝开西南夷道。

  元朔六年(前123),张骞随大将军卫青击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后来,张骞又建议汉武帝联合乌孙(主要活动地域在今伊犁河流域),汉武帝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张骞抵达乌孙后,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又献马报谢。后来终于与汉通婚,一起进军击破匈奴。

  由于张骞的努力,西域与汉帝国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张骞因此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汉使,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传说许多西域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张骞传入中土,这样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是张骞对开辟丝绸之路的首功,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后十三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丰富的关于西域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

  班超定远东汉时期,被封为“定远侯”的班超,也曾经为中西交通的发展创立过不朽的历史功绩。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窦固、耿忠进占伊吾。班超率部别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北),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有功。次年,东汉以陈睦任西域都护。窦固占领伊吾后,派假司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南道诸国,争取他们与东汉军队合力抗击匈奴。

  班超先到鄯善,当时也有匈奴使者来,鄯善王首鼠两端,态度暧昧。班超以“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死无所名,非壮士也”激励随行者,夜烧匈奴使者营幕,杀匈奴使者,鄯善“一国震怖”。班超控制鄯善后,又西行于阗,迫使于阗王攻杀匈奴使者,归降东汉。永平十七年(74),班超又前往西域西部的疏勒(今新疆喀什),废亲匈奴的龟兹王所立疏勒王,另立亲汉的疏勒贵族为王。

  永平十八年(75),汉明帝去世,焉耆以中国大丧,攻没西域都护陈睦,班超孤立无援。汉章帝建初元年(76),东汉撤销西域都护,召班超归国。疏勒、于阗等国担心匈奴卷土重来,苦留班超。班超于是决意留驻西域。班超镇压了疏勒国中亲匈奴的势力,又请得东汉王朝援兵,迫使倾向匈奴的莎车投降,又击败了龟兹援救莎车的军队。西域南道于是畅通。

  汉和帝永元二年(90),月氏发军七万逾葱岭攻班超。班超坚壁清野,月氏抄掠无所得,联络龟兹以求救,又为班超伏兵截击,于是被迫撤军。

  永元三年(91),龟兹、姑墨(今新疆温宿)、温宿(今新疆乌什)都归降东汉王朝。东汉朝廷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永元六年(94),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余众征讨焉耆。焉耆王降。西域五十余国于是悉皆纳质内属。东汉王朝封班超为定远侯。

  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甘英抵达条支海滨(今波斯湾),临大海欲渡,为安息西界船人以海行艰难,“数有死亡者”所阻拦。甘英于是中止了西行。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Antoninus,公元161—180年在位)派使者来到洛阳,实现了中国和罗马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102)回到洛阳,同年九月病逝,时年七十一岁。班超在西域的军事外交实践,使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空前密切,为东西文化的交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佛教的传入从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中国文化开始受到一种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这就是发生于印度,辗转传入中国的佛教。毫无疑问,这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年代,有多种说法,但流传较广者主要是以下两种:

  一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经》,即佛经,是为佛教传入内地之始。

  一说汉明帝永平年间,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次日问群臣:“此为何神?”通人傅毅回答说,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陛下所见,可能就是此神。汉明帝于是派遣中郎蔡忄音、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往西域访求佛法,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或说永平十年(67),蔡忄音等人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吐摩腾、竺法兰二人,并得到佛像经卷,用白马驮回洛阳。汉明帝特为建立精舍,是为白马寺。

  就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东汉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有的学者结合东汉佛教盛行于东海地区的记载,推想孔望山佛教艺术从海路传入的可能性很大。佛教传入内地,或许并不只是途经中亚一路。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后,最早的信奉者多为帝王贵族,如楚王刘英为斋戒祭祀,汉桓帝在宫中立祠等。

  此后,魏晋至于隋唐,又有西域名僧相继来到中土,佛教也逐渐完成了中土化的过程,对中国文化形成了深刻的影响。同时,由于佛教的传入,中外文化交流也揭开了其新的篇章。

  三、唐代同中亚、西亚的文化交流

  玄奘西行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一位普通僧人玄奘开始了他不畏艰险、经西域赴印度求法的行程。

  他从长安出发,经凉州(今甘肃武威),违反封锁边关的禁令,偷渡玉门关,孤身穿越砂碛,九死一生,抵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而后又取道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越凌山,经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兹嘎拉山口),进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然后,又通过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到达北印度。玄奘在印度各处游历,遍访名寺名僧,巡礼佛教圣地,拜师求教,辩证讲学,取得极高的声誉。

  贞观十九年(645),他在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北部,又东行通过帕米尔高原南侧的瓦罕山谷,取道天山南路,经于阗(今新疆和田)、且末(今新疆且末),辗转回到长安。

  玄奘西行取经,历时十数年,行程五万里,不仅旅途十分艰险,而且在文化史上有伟大的意义。他通过自己非同寻常的交通实践,不仅成就为一名著名的佛学大师,而且对于中原和西土的文化沟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旅行记录《大唐西域记》,详尽记述了游学沿途所见所闻的一百三十八个以上的国家、城邦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物产民俗,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经典,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甚至近代学者在中亚和印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时,仍然重视它的指导意义。

  玄奘回到长安后,组织硕学高僧,主持对佛经的翻译,共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说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通过这次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活动,佛学对中国的文化影响达到了新的水平。

  玄奘的生平事迹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于他通过取经活动所表现的文化功绩,使得他后来成为神界人物。

  唐代两京胡风向达先生曾经讨论开元前后长安“胡化”的情形。他写道:“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

  西方生活方式的广泛影响,是中原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实现频繁交流的一种表象。

  胡风大盛,以长安、洛阳两京为最。于是元稹《法曲》诗中有这样的感叹:“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炊,伎进胡音务胡乐。”

  当然,这种文化影响也是双向的。当时长安有所谓“胡着汉帽,汉着胡帽”情形,就说明了这一事实。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人除了通过城市规划形式、印刷技术、服装样式等将自身的文化创造贡献给整个人类的文明而外,又将丝绸、酒、陶瓷、金银器等物质文明形式传到境外。

  唐代所接收的来自中亚、西亚的文化影响,也有物质文化的诸多内容。

  美国学者谢弗曾经著书《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中译本改称《唐代的外来文明》,对于唐代在物质方面进口的物品进行了综合研究。书名取义,是7世纪时,撒马尔罕的王国曾经两次向唐朝宫廷进献一种品种珍异的灿黄的桃子作为正式的贡品。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一书的内容涉及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按照作者的分类,包括家畜、野兽、飞禽、毛皮和羽毛、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物、纺织品、颜料、矿石、宝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唐代外来物品的丰富多彩,体现了唐文化雄远宏丽的时代风貌,展示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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