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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宗教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佛教是由外传来的宗教,而道教则是中国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民族宗教。这两种宗教都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对这两种宗教的特质和精神的把握就成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在秦汉与隋唐时代,道教经历了一个由产生而逐渐走向成熟发展的过程;而佛教则走过了一段由外来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乃至壮大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的路程。

  一、秦汉时期的宗教

  道教的形成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产生于东汉中叶,然而它的酝酿与孕育却可追溯到更早,其思想渊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巫术。商周时期巫术就很盛行。商代以卜筮断吉凶,决行动,巫师可以交通鬼神。到了周代,巫术热潮逐渐衰退,然而在下层社会之中,巫术的力量仍然左右着人们的生活。这种巫术,在后来就为道教所吸收和继承。

  二是神仙思想和神仙方术。在先秦古籍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的记载。之后,在濒临大海的燕、齐一带,出现了鼓吹长生成仙之术的神仙方士。至战国末期,齐人邹衍所创立的阴阳五行学说为方士所利用,从而促进了神仙家方仙道的理论化。这种神仙家的信仰和方士后来为道教所承袭,使神仙方术演变成为道教的修炼方术,神仙方士也逐渐演变为道士。

  三是黄老思想。战国以后,黄老之学流行。西汉初统治者提倡以黄老清静之术治理天下,使黄老之学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些神仙方士就使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相结合,使宗教色彩日益浓厚。到东汉时,最终形成了尊奉老子为神明的黄老道,黄老道后来又与方仙道合流,成为道教的前身。

  东汉王朝从和帝刘肇(公元89年即位)开始,处于长期的政治黑暗时期,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轮番地把持朝政,日益腐败,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大量农民沦为依附豪强地主的佃农或雇佣,受着极为残酷的剥削,加之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瘟疫疾病的流行,使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广大劳动人民渴望摆脱这种深重的灾难,而统治阶级也极力企图摆脱这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时,宗教的产生即成为一种客观的社会需要。道教就在这种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之下而产生了。它的出现,不但迎合了劳动人民希望一种神灵拯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幻想,也满足了统治阶级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来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和个人延年益寿的需要。

  早期道教的活动早期道教分为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关于这二者形成的情况现在已很难详考。早在西汉成帝时(前32-前7),齐人方士甘忠可造了一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宣扬仙人赤精子下教太平之道,后被判处死刑。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琅?人宫崇向朝廷献其师于吉所得的《太平清领书》,此为我国最早的道教经典,又称《太平经》(今存残本基本上保存了这部经典的原貌)。后来张角便以此书为经典,于东汉灵帝时(167-189)创立太平道,以“中黄太一”为其奉祀之至尊天神,自称“大贤良师”,教徒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它与太平道大约同时出现,其教义与太平道相似,创始人沛(今江苏丰县)人张陵。顺帝时在四川鹄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内)学道,建立道团,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信》(即《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自称出于太上老君的口授而造作道书,并向群众传道,受道人均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东汉末年,五斗米道的活动主要在川西北和陕南一带,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道,张衡死后,其子张鲁又继之。

  这两个早期道教的派别,主要是在下层群众中间流行,都受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部分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特别是其朴素的平等观念和反对地主剥削的思想,深受农民群众的拥护,为农民起义所利用,太平道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黄巾起义。五斗米道亦与黄巾起义相呼应,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统治近三十年。

  黄巾起义被东汉政府残酷镇压后,太平道归于解体,汉中政权也于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5)为曹操所灭。

  佛教东来佛教从何时传入中国,难以确切指出。西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中西交流的友谊之路,应该说印度佛教在此时就有可能传播到西域之地。然而,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佛教传入的最早记录是西汉末“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受大月氏王使尹存口授浮屠经”。可见当时佛教已通过外国使节之口而传入中国的知识分子之中。东汉初年,明帝夜梦金人,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于是明帝派遣郎中蔡忄音、博士弟子秦景等,到印度访求佛法。永平十年(67),从大月氏请到印度僧人摩腾、竺法兰还洛阳,带回《四十二章经》及释迦牟尼之像。因归途中用白马驮载经像,于是在洛阳城雍门之西建立白马寺。又有楚王英(光武帝刘秀第六子)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斋戒祭祀,奉献黄缣白纨,“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男居士)、桑门(即沙门)之盛馔”之说。这说明东汉初年佛教已经传入,不仅受到王室和上层人士的关注,而且社会上已有居士、沙门的存在。从袁宏的《后汉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教以修慈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有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通百物而大济众生。”这些认识虽然还显得比较肤浅,还附会了黄老之学的无为观念,但佛教善恶行为皆有报应的真谛却被人们所理解了。不仅如此,它还说明,在理论方面,佛教传人中国的一开始就与中国文化发生融合,印度佛教中占主流的“无我论”

  (无灵魂论)被改造成了“神不灭论”(灵魂不灭论),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

  汉代佛教的传播以长安、洛阳为中心,也波及到其他地区,近年来我国南方如浙江、江苏、安徽、四川、湖北等地发现大量佛教用于装饰的情况,除了少数崖墓石刻佛像(四川乐山)、画像砖(四川石舫、浙江绍兴)以外,大多为铜镜、摇钱树、挂件、瓷器等物的装饰,这种装饰佛像明显受印度秣荼罗艺术影响,尤其是在江、浙一带,发现释陶堆塑罐中贴塑佛像的实物不下三十多件,四川、湖北、安徽、湖南发现一些人俑往往出现西域人加白毫相的,亦是受佛教的影响。以上实物的年代均在东汉晚期到三国时期。

  佛教传入我国以后,最先受到帝王、贵族的信奉,主要在统治阶级内部流传。桓灵时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睲等先后来到洛阳,翻译佛经多种,使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东汉时期所流行的佛教,属于小乘教派,它所宣扬的教义,比中国自有的儒学之天人感应说和道教长生不老说更能迷惑于人,无论是贫苦无靠的劳动人民,或是企求永保富贵尊荣的统治阶级均能从中得到慰藉,因而佛教就得以在中国迅速地兴盛发展起来。

  二、隋唐时期的宗教

  道教的发展隋唐时期,道教的面貌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已经脱离了当初的原始状态,成为有相对完整的经典、教义、戒律、方术仪式和教会组织的成熟宗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时道教转变为官方正统宗教,成为足以同儒释并立的、国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唐朝皇帝与道教所尊教主老子同姓李,所以从唐高祖李渊开始,皇室就以教主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植道教,企图借助神权来巩固皇权。李渊规定了释、儒、道三教次序,以道教为首,儒教次之,佛教被排在了最后。高宗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叫人画老子像颁于天下,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灵真人,以壮大道教的势力。当时长安、洛阳两京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庙,道观也建了很多,长安有三十所,全国有一千九百多所,道士一千五百余人。玄宗时极力崇尚玄学,设立道举制度,招收生徒专门研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真经”,每年按照儒学明经考试的方法对生徒加以考试,规定士庶均须藏《道德经》一本,造成一时研究道书的风气。道书的造作也日益增多,道教的理论大为发展,著名的道学家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荃、施肩吾等相继出现。他们或以著述阐释自己的学说,或以注释道经发挥自己的思想,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对道教的教理、历史、修炼方法、医学、药物学、养生学以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道教的核心内容及表现形式道教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那么,究竟什么是道教的核心内容呢?本来,“道”在中国思想史中是一个具有无穷意义的词汇,各派思想家都使用它。老子把道看做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是一个超越时空、永恒存在的东西,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庄子继承了“道”的哲学,又把人引申发挥了进去,认为只有与作为终极原则的道合为一体的人,才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才是一个自由自在、物我两忘的真人、神人或仙人。这种老庄哲学道被道教所吸取,并推尊老子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君。但是从后来道教的发展情况来看,其思想内容却与老、庄越来越不相一致,老庄哲学渐渐成为一种文饰,只有神仙信仰才是其核心思想。认为在世界上有仙境、有形体长生不死的活神仙,人们可以追求而登仙,这就是道教的核心内容与最显著的特点。

  为了长生不死,达到理想的仙境,道教有一系列复杂的诸如道功道术、斋醮科仪等表现形式,但仔细归纳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方面的技术:一是修炼道功,包括服食、行气、房中术、守一、内丹和外丹等内容;二是斋醮、符?等道术,包括占卜、符?、禁咒等内容。

  虽然生、老、病、死乃宇宙中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但道教认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炼,达到祛病延年、长生不死的目的。所以历代道教徒都把修炼放在首位,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了不少具体化的实践方法和修炼派别,例如清静无为派,炼养派,服食派、符?派。这种修炼不仅有它祛病延年、长生不死的独特目的而且有它自成体系的理论,即以“人与宇宙同一”为核心的理论。道教认为对一切人来说,“气”是最重要的,人要想与宇宙天地一样绵绵不绝永恒长存,就应当回到“气”的最初状态,而回到“气”的最初状态的方法,就是仿效宇宙天地默默无为,虚空寥廓,周流不殆,元气永存,清心寡欲,并注意不断吐故纳新,保养与补充元气。至于其他如呼吸、导引、服食、内丹、房中等,无非是要求修炼者不仅要摒除杂念,专心致志,进入境界,而且要懂得经络运行次序,知晓医药知识,最终做到健康长寿乃至长生不老。从某个方面来说,道教修炼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生理与心理的保健方法,但长期以来,它却裹着一层迷信的外衣,与阴阳八卦及外丹术混杂一起,走向了神秘主义。

  道教有着十分繁缛的斋醮仪式,斋是指整洁身心口、调和心性的仪节,醮则是指上章祈求等一系列具体的祭祷礼仪。由于斋和醮在内容和程序上相互联结,密不可分,故往往斋醮连称一起。最常见、最基本的斋醮程序为:设坛、上供、燃灯、烧香、升坛、礼神、存念冥想,高功宣卫灵咒、鸣鼓、发炉、降神、迎驾、奏乐、献茶、散花、步虚、赞颂、宣词、复炉、唱礼、祝神、送神等。道教对斋醮的作用十分重视,认为一个有志于学道的人如果不潜心修习斋戒,就像入宝山空手而归,白白地在山林中修行而得不到任何益处。

  道教还从事着许多道术,占卜、符?、咒术即是其中最主要者。道教承袭古老的巫觋之风,以占卜为沟通神意之术。后来又逐渐演变为卜卦、抽签、测字等等。“符”是道士书写的一种笔画弯曲、似字而又非字的图形,又称作“神符”“符图”等。根据道教的说法,符是道士从天神那里得来的,服符书、佩符图即可“灾害不能伤,魔邪不敢难”。“?”在道教中通常是指记录有关天官功曹、十方神仙名属的册文,称“法?”或“宝?”。认为?是“太上神真之灵文,九天众圣之秘言”,掌握了?,就具有了代表天神役使三界官属的权威。一般情况下?中都有相应的符图,故符、?并用,统称“符?”。同时,在坛醮祈禳活动之中,与符?并用的还有禁咒。禁咒,又称作神咒、神祝,即天神的语言。咒也同符、?相同,具有感召神灵、役使鬼神的作用。生病者念神咒,就可召神为之除疾。在道教中,咒的名目很多,每个符都有相应的咒与之相配,在斋醮仪式之中,各种神咒更是不可缺少的。

  佛教的普及魏晋南北朝佛教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并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寺院、佛塔、石窟等也林立全国大江南北。隋唐时期,中国恢复统一王朝,佛教则进入鼎盛时期。唐朝皇帝虽然自认是道教教主老子的后裔,积极扶植道教,但并不排斥佛教,而是道、佛二教并重。唐太宗时下令在全国大建寺庙,特别是为从印度求法归来的玄奘建慈恩寺,修建藏经的佛塔(大雁塔),组织大型译经场所。高宗时又在首都长安和各州设立官寺,以祈求国泰民安。太宗、高宗还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序记》,宣扬佛法。武则天则是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将佛教排在道教之上,造大型佛像;由于她利用《大云经》神化自己夺取政权,又令各州设大云寺,使寺院经济得到发展。肃宗、代宗、懿宗等皇帝还亲自到扶风法门寺奉迎佛骨,“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杖,公私音乐,沸天浊地,绵亘数十里”,搞得长安举城若狂,“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和宣扬,佛教在这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佛经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大量的翻译,取得了斐然可观的成绩。朝廷设立译经馆,或指定寺院,或组织译场,主持和资助译经活动。唐代在译经方面贡献最大的玄奘,俗姓陈,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人。他以佛经译文颇多谬误,决计西游,于贞观三年(629)从长安出发,去天竺求学,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带回佛经六百多部。回国后专事翻译佛经长达二十多年。玄奘精于汉文、梵文,兼有直译与意译之长,共译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还将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记述下来,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成为研究中国古代中西交通和中亚以及印度等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唐中期以后,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度膨胀,引起了朝廷和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加之藩镇割据势力强大,中央财政收减少,敬宗、文宗以来,反佛、灭佛的空气逐渐浓厚起来。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终于颁发了毁佛的诏令,当时被毁寺院达四千六百多所,僧尼还俗者达二万六千五百人,佛教在这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统治者又很快把佛教当做治理和稳定统治的手段,佛教的影响在以后继续得以普及和扩大。

  佛教的宗派隋唐时期,随着佛教教义学的蓬勃发展和寺院经济的稳定以及严格的师徒传法方式的形成,独立的佛教各宗派正式出现,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密宗、三阶宗等。其中天台、华严、净土和禅宗四宗成为影响最大的中国佛教派别,尤其是禅宗与净土宗最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因而发展最快。

  天台宗为陈、隋之际的智眣所创,因他常住浙江天台而得名,又因以《妙法莲华经》为教义的主要依据,故又称法华宗。华严宗为唐代著名僧人法藏所创立,以崇奉《华严经》而得名,又因武则天赐号法藏为贤首,又称贤首宗。天台宗与华严宗都拥有大量的、卷帙浩繁的著作,是中国佛教各宗派之中理论最为著名的两个宗派。

  佛教史上常以“释迦拈花,迦叶微笑”作为禅宗之始,而禅宗自己推该宗的创始人为南朝梁时来华的南印度僧人菩提达摩(略称“达摩”或“达磨”)。并说菩提达摩下传慧可,其下依次传僧璨、道信,道信传弘忍,是为五祖,以后弘忍又密传法衣于惠能,为第六代祖。实际上禅宗的真正创始是所谓的六代祖唐僧惠能。惠能对传统的禅学进行了变革,佛教史上称之为“六祖革命”。其中心内容一是提倡“即心即佛”,二是主张“顿悟见性”,三是强调“即世间求解脱”。其“即心即佛”的思想,把生佛诸法归结于心,从而把传统的注重对佛陀崇拜的外在宗教变成一种注重自心的内在宗教;其“即世间求解脱”的思想又把佛教进一步世俗化,使得传统的注重出世的佛教一变而成为强调不离开世间的宗教。惠能的改革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使禅宗成为了中国化的佛教。

  惠能之时,实际上禅宗内部又分成两个宗派,一是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一是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神秀与惠能主张顿悟正相反,他强调渐悟,认为应通过长期苦修,扫除一切杂念,然后才能才能渐悟成佛。所以北宗在一度兴盛之后,大概终因修行方法不够简约,影响逐渐削弱,而南宗的佛在内心,不必外求,不用辛苦修行,只要静心省悟,便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简单易行的修行方式,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因而越来越盛,以后不但压倒了北宗,还垄断了佛坛,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

  净土宗由唐代僧人善守所创立,宗奉佛教经典的“三经一论”,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在所有的佛教宗派中,净土宗的理论最为简单,以修持者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强调不一定要通达佛经,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只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概括八万四千法门,进入净土。因为该宗简单易行,传播很快,以至于弥勒净土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唐代以后,乃至北宋时期,中国佛教实际上成为提倡简约的禅净二宗的天下。而禅净二宗之间又日趋融汇,结果,“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的禅净双修道路,成为之后佛教各宗派共同追求的境界。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7世纪初,由于唐王朝的开放政策,对外来宗教采取宽宏大量的兼容并包的态度,使基督教徒在中国有了传教活动。明朝天启五年(1625),在今天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从这块碑的记录可知,唐贞观九年(635),一位名叫阿罗本的叙利亚传教士到达长安,开始传播基督教义。阿罗本属于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

  碑上叙述了阿罗本把景教介绍到长安后,受到自唐太宗以下六代皇帝一百五十年间优待的经过。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下令该教准许传播,并由政府出资在长安义宁坊建筑了一座大秦寺,安置景教僧人二十一人。太宗之后,唐高宗对景教的发展给予很大的帮助。除了首都长安以外,“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维护了阿罗本为景教大总管的宗教地位。武则天时,景教受到压制,之后至唐玄宗时,景教又得以发展,毁坏的寺院得到修复,还将已去世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个皇帝的画像安置在景教寺中,玄宗还召集从大秦国新派来的传教士佶和与罗含、普论等十七人一同到兴庆宫“修功德”(即做礼拜)。

  这通记载了景教在唐代流行的碑,是在德宗建中二年(781)建立的,它明确地记录了唐朝六代皇帝对景教的态度和扶植情况,是我们今天了解基督教在我国早期流行情况的最好资料。

  其他外来宗教在唐代,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许多外国宗教在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流传。其中有从波斯传来的瞝教和摩尼教,还有从阿拉伯传来的伊斯兰教。

  瞝教又名拜火教,曾经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大约西晋末时首先在居于国内的粟特人聚落内流行。中原政府设有萨宝府,是专门管理粟特人聚落与瞝教的机构。2002年西安北郊发现了北周同州萨保安伽墓,墓室中围屏石榻上的图像即展现了瞝教的宏大画面。当时在长安、洛阳、武威、敦煌等地都设有瞝祠。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在西安西郊发现过一方唐代瞝教徒苏谅之妻马氏墓志,该墓志用中古波斯的婆罗钵文与汉文合刻。由墓志得知,墓主苏谅妻马氏,夫妇二人都是瞝教徒,并且都是波斯人。可知该教在中国时既不传教也不翻经,教徒也只有胡人而无唐人。

  唐延载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诞携带摩尼教经典《二宗经》来朝,这大约就是摩尼教传入中国之始。以后,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之时,曾从洛阳携带四个摩尼教师回国。摩尼教又传到了回纥地区,并成为回纥的国教。大历三年(768),唐代宗准许回纥在长安建立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公元771年,回纥又请于荆、扬、洪、越等州建立大云光明寺,说明摩尼教在南方地区也有所流行。

  唐朝作为当时世界著名的大帝国,与当时的波斯和阿拉伯有密切的商业贸易往来。从唐朝永徽二年(651)开始,大食即开始遣使朝贡,当时来华的商人中必定有不少为伊斯兰教徒,所以,推测伊斯兰教在唐代初年已传入中国大概不会有太大问题。当时,唐王朝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分别沿“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而行。伊斯兰教也大体沿此两条路线而传入。当时在长安、扬州、广州等地,居住着不少大食来的商人,他们被称作蕃客或蕃商,聚集的地区被称作蕃坊、蕃巷等。唐朝政府指令蕃坊中的穆斯林推选有德望者担任“都蕃长”,从而在蕃坊之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由都蕃长来管理伊斯兰教的日常活动,从而伊斯兰教也仅在这些“蕃区”之内流行。与佛教、道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积极传播自己的教义不同的是,伊期兰教进入中国以后,始终是仅仅只在侨居中国的少数民族穆斯林中存在与流行,他们始终保持着“民族性宗教”的特点,其经义训戒的讲解也只以阿拉伯文进行。所以,伊斯兰教在唐代并未引起朝廷与社会太多的重视,其影响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六章 时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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