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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史学

  中华民族对历史有着特别的兴趣,历代都有修史活动,而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诞生在周、秦、汉、唐;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完成于周、秦、汉、唐;最富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写就于周、秦、汉、唐。所以,要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渊源久远、史书的卷帙浩繁、体裁的丰富完备,中国人历史观念的深沉厚重,以及中国史学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作用,就不能不对周、秦、汉、唐的史学作一系统阐述。

  一、源远流长的修史传统

  史学追溯修史是和文明与生俱有的一种活动。中国古代史官设置之早、职务之高,都为中国古代史家的诞生与史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可寻查的文字资料看,历代统治者都设有掌管史料、记载史事、撰写史书的官员。殷称作册。周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秦、汉时称太史令,兼管天时星历。唐代置著作郎,又以其他官叫兼典史职,称修撰、直馆,还置史馆于禁中,以宰相兼修。古代史官,必选“天下之材”而“皆圣人之徒”,即有才、有学、有识、有德。所以,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疑则不言等传统成为历代史家必须遵从的修史原则。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资料也可证明古代史官在记史的同时又加褒贬,起到惩劝的作用,如1980年在陕西长安沣西出土的史惠鼎,其铭文就表明至少在西周晚期,史官就已以教善为己任了。

  我国古代修史活动源远流长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传统就是历代对“史鉴”的重视。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不都是以为“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而要吸收兴亡治国的经验教训为本朝服务的。《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从现存最古老的文献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明显不过的“史鉴”态度。比如在《尚书》有“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而在《诗经》中又有“殷鉴不远”的警句。至于司马光之大作为之所以名“资治通鉴”就更可见其“史鉴”的作用了。这种“史鉴”态度更促使历代对修史活动的重视以及对修史者的严格要求。于是便有了《左传》中“赵盾弑其君”而孔子为之申说;齐大史冒杀头之险直书崔杼弑君的故事。而司马迁作《史记》则更是宁可遭受身体的残缺和人格的污辱也要做到“实录”。这些被后人称之为“良史”或“史德”的原则,为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书提供了坚实的可信性。

  正是由于有了一套完整的修史机构——史官;有了严格记录原则——史法;有了以史汲取兴亡胜国的经验教训——史鉴,才使得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之中,修史成为一种深厚的传统,蕴藏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之中的中国历史得以一代接一代地延绵、发展,走向未来。

  体裁丰富的史书史学的兴起,史书体裁的丰富多彩,在我国古代也经历了一个由不发达到繁荣兴盛的历史过程。在《汉书·艺文志》中,汉代乃至汉以前的文献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史书仅附于六艺类的春秋家以下,仅有四百二十五篇。而到《隋书·经籍志》时,文献即以经、史、子、集分类,史书不仅独立列为一个大类而且数量比起《汉志》所列猛增四十多倍,足见汉代以后的数百年间史学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发展兴旺起来。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史书的体裁也越来越丰富,到唐代时出现了正史类、编年类、别史类、杂文类、史评类、典章制度类、地理类、专志类等等。体裁分类的细密具体,表现出中国古代史学到这时发展成熟的特点。

  《隋书·经籍志》以纪传体史书为“正史”,而这一体裁的创立者就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因以本纪、列传为主,故名纪传。它触及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广泛记载了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事迹。内容丰富,结构严密,不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纪传体”体裁,还为千百年来中国史书修撰树立起一个光辉的典范。所以,在“正史”类之中,《史记》始终排列于首位。清代编定《四库全书》时,以历朝二十四种纪传体史书为“正史”,这就是所谓“二十四史”。

  编年体史书是按年月日的时间顺序记载历史事迹,起源于春秋时代。在我国现存的编年体史书之中,最有名的是《春秋》《左传》《竹书纪年》《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等。这种体裁对于了解考察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各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都比较方便容易,避免了叙述的重复。但它却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月日时间顺序编排的事迹,所以它又有偏详政治事件而对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却往往忽略不载的缺陷。

  所谓别史,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之为“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之史书。比如《尚书》,就被章学诚称之为“无定法”而被列为别史类。它简朴质实,因事命篇,既不拘常例无定体,又不载日月,以记言为主,而又不乏记事之作,为我国古代修史之记言、记事的体例都起到了先导作用。除《尚书》以外,周、秦、汉、唐时修撰的属于别史类的还有《世本》与《逸周书》。

  杂史,《四库全书总目》叙述其著录标准为:“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祗一家之私记”。现在人们常常把《国语》《战国策》《穆天子传》《风俗通义》《大唐西域记》等都列入这种体裁之中。可见属于这一体裁的史书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也丰富多彩,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史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史评类,这类史书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评论史书者,二为评论史事者,所以一般情况下这类史书又被今人称之为史学理论著作。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为这类史书的开先河之作,是以评论史书为主的一部专著。

  典章制度类,专记历代典章制度之沿革。《史记》以后,尽管大部分纪传体史书均有“志”以记载典章制度,然而由于篇目各不相同,记载各自为政,而且大多数仅限于某个朝代,缺乏对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系统阐述,所以这种体例于唐代应运而诞生,这便是杜佑所撰的《通典》。作为史书编纂的新体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创造了历史撰述的新形式。

  地理类,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此类亦在史部之中,古代这类书籍无非记方域山川风俗物产等。现存的属于周、秦、汉、唐时期的这类著作大致有:《禹贡》《山海经》《三辅黄图》《元和郡县志》几部。

  专志类,主是指像《吴越春秋》《越绝书》那样的记述某一国国史或重要谋臣的活动,兼采史书记载与民间传说而写成的民族史或地方志。以后类似的还有《华阳国志》、唐代的《蛮书》等。比如《蛮书》,亦称《蛮志》《云南志》《南夷志》,就是一部系统地记载唐代云南地方亦蒙氏南昭国的历史、地理著作。

  二、周秦时期的史学成就

  《尚书》与《春秋》周秦时期的史学成就当中,《尚书》与《春秋》是两种极重要的史籍,而且它们都与孔子有关,在本章《经学》一节中均已做过介绍,这里仅再从史学的角度略加论述。

  《尚书》原称《书》,后来被儒家学派称作《书经》。“尚”通“上”,上古之书,故称《尚书》,大约在西汉开始使用此名。它是商、周两代统治者的讲话记录及春秋战国时期根据远古材料加工编成的虞、夏史事记载,记事时间上起传说时期的尧舜,下迄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侧重于对君主训誓臣民和近臣告诫君主之词的记录,共分典、谟、诰、誓、训、命六种文体,为研究古史的珍贵史料。

  《春秋》本是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史官所记编年史的通称,不过这里所说的《春秋》,则是鲁国国史的专名,为春秋时代各国史书中唯一幸存者,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其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包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计二百四十二年间史事。记事形式,“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其虽为鲁史,但所记内容还包括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一些自然现象等。由于记事极其简短,每条不过四十余字,最少仅一字,所以历代引申解释《春秋》之书不绝,以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以及?梁赤《春秋?梁传》最为著名,号称“春秋三传”。《春秋》作为一部史书,自西汉以来却被儒家奉为经典,列为“五经”之一,故又有《春秋经》之称。后人并以此书记事所包括的时代,称为“春秋时代”。它与《尚书》一起,被我国古代史学评论家视为“史家之祖”,不仅开私家修史之先河,而且对编年与纪传两种史书体例的形成,有着重要贡献。

  《逸周书》《逸周书》本名《周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中始称《逸周书》。先秦文献如《左传》数引其文,皆言“《书》曰”,与引《尚书》之文无区别,可见当时与《尚书》同为一书。其书作者不明,今本十卷六十篇。相传为孔子删《书》之余。各篇成书时间不一,最初编定时间之上限,自然不能超过孔子删《书》之时。晋有孔晁为之作注。《隋书·经籍志》始将其说成是西晋汲郡战国魏襄王墓出土之物。《新唐书·艺文志》遂有“《汲冢周书》十卷”与“孔晁注《周书》八卷”并列。宋人把两部书合而为一,称之为“《汲冢周书》十卷,晋孔晁注”,即今所见之本。今本实际有文为五十九篇,其中四十二篇有晋代孔晁注,十七篇无注。有孔注之篇,当为汉代以来之传本,无注诸篇,当系汲冢所出古本。今本乃二本之删合,故又有《汲冢周书》之名。

  《逸周书》记事上起西周文王、武王,下迄春秋末年灵王、景王,其中记叙周初文王、武王,周公史迹的篇幅约占全书五分之四。虽然其中羼有后人窜补,但大多为先秦乃至周代遗文。其成书年代,约在春秋晚期,具体当在周景王十四年(前531)——二十五年(前520)之间。

  《逸周书》自晋代孔晁为之作注以后,仅有《王会》一篇多有学者讨论,其他几乎无人顾及。至清代卢文瞛、王念孙等家陆续加以整理。以后朱右曾著《逸周书集训校释》,为集成之作。又有朱骏声、俞?、孙诒让,以至于近人刘师培、陈汉章等家,校释拾补,各有所得。近年来先后出版了《逸周书汇校集注》、《逸周书校注补译》等书,为此书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左丘明,春秋末年鲁国人,曾任鲁太史。唐代刘知几《史通·鉴识》认为,左丘明与孔子二人不仅在治史观点上相同,而且他同样为中国史学的创立与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之功。

  左丘明传《春秋》,是传孔子之教而“不失圣人之旨”,是我国第一部形式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其记事上溯周宣王二十三年(前805),早于《春秋》所记八十三年,而止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又比《春秋》所记长十三年。其书主要记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事及其相互关系,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各方面代表人物,西周时的部分史事乃至夏商以上的古史传说也间或涉及。取材广泛,对各国之旧史、故志及训、典、语、令、世等书均有汲取。记事以晋、楚、鲁最为详细,而郑、宋、卫、齐、秦与周王室等次之。史事记述周密而系统,以记事为主,兼记言论,文字生动而简洁,尤以记战争最为见长,是研究春秋史的最重要的典籍。现存最早注本为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人孔颖达作疏,名为《春秋左传正义》,宋以后列入《十三经注疏》之中。清代作注者甚多,顾炎武有《左传杜解补正》,惠栋有《左传补注》,沈钦韩有《春秋左氏地名补注》等,刘文淇有《左传旧注疏证》等,日本学者竹添光鸿有《左氏会笺》,今人杨伯峻有《春秋左传注》等等。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相传仍为左丘明所作,由于与《左传》都为左氏所作,故汉儒称《左传》为“内传”,称《国语》为《左氏外传》。凡二十卷。

  《国语》是我国春秋时期的国别史。其记事时间,上起西周中期周穆王征伐犬戎,下迄春秋战国之交晋国韩、赵、魏三家灭智伯氏(前453),前后约五百余年。分《周语》三卷,《晋语》九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记载春秋时各国历史,以君臣言论为主,也有一些记事,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外交、思想、军事等各方面,材料丰富,文辞雅丽。《国语》与《左传》同记春秋事实,内容大同小异,然而详略重点各有不同,其分国记事的体例对后世史籍的编纂有着一定的影响。三国时吴人韦昭作《国语解》,流传至今,成为极有价值的注本,清人洪亮吉、董增龄又为之作疏。近代有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与徐元诰《国语集解》二本,大体集中了清代以来学者整理《国语》的成果。

  《竹书纪年》《山海经》与《战国策》《竹书纪年》本称《纪年》,为战国时魏国的编年体史书,作者尚无定论。因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在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大批竹简书,此为其中一种,故得名。原本为十三篇。记有上起夏代,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以后,专述魏事,止于魏襄王二十一年(前229)。所记内容均可与其他史料相参证,出土以后受到学者的重视。然而其中又有些记载因与经传之说不合,为一些学者所排斥,故流传不广,大约在两宋时亡佚。其后有人杂采各书,撰成《今本竹书纪年》,经清代学者考订,证明该本为一部伪书。清人朱右曾为追复古本,广稽群籍所引之文,辑成《汲冢纪年存真》二卷。近人王国维又加补正,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虽非原书,但仍不失为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

  《山海经》作者不详,曾有人认为是大禹或伯益所作。原有三十篇,现存十八篇。分《山经》五篇和《海经》十三篇。原图已佚,今本之图为后人补画。著作时代尚未定论。从该书内容看,此书不出于一人之手,亦非一时之所作。近代学者多认为此书大部分作于战国时期,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为后人增削篡改。

  《山海经》内容涉及范围广泛,它以山海地图为纲,包括地理、历史、民族、医药、巫术、动物、植物、矿产等各个方面。地域广及中国与西亚、东亚广大地区。所记四方与四方风名可与甲骨文相吻合,人名则多可与《世本》《大戴记》之《五帝德》《帝系姓》相佐证。还记载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舜葬苍梧、羲和浴日、西王母使青鸟、王亥仆牛等,其中虽不乏怪诞之说,但也保存了丰富的资料,为研究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

  《山海经》注家很多,清人毕沅《山海经新校正》较有代表,今人袁珂《山海经校注》是近年来新出之作,为《山海经》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战国策》原名《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原作者不详。西汉刘向整理编次,以其内容主要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之策谋”,乃命为今名。今本三十三篇,计有西周、东周各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为一篇,中山一篇,是一部记载战国史实和游说之士议论、策谋的汇集。“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

  东汉末年高诱为《战国策》作注,流传至唐以后残缺不全,北宋时由曾巩访求才使全书三十三篇得以复完。南宋初年姚宏据曾巩本及高诱残注重加校定,后经清代黄丕烈影写复制,即流传至今的三十三卷高注本。与此同时,鲍彪依据曾巩本而删去高注,改变原编,移动章次,按国分为十卷,重新作注,为《战国策》十卷。以后经元代吴师道纠其谬误作《战国策校注》十卷,亦流传至今。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帛书,亦记述战国时事,其中有内容与《战国策》相似且文章亦相同者,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应是西汉年间刘向编辑《战国策》的前身之一。

  三、两汉时期的史学成就

  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大约卒于公元前90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官太史令,曾有意撰写通史而未能成功。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父而任太史令,遂大量阅读皇家所藏典籍,开始缀集史料,为完成父亲遗愿而立志写一部规模宏伟的通史。天汉三年(前98)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得罪入狱,遭受宫刑。太始元年(前96)出狱,任中书令。此后忍辱发奋,艰苦撰述,经过十五年努力,终于写成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至汉宣帝时,由司马迁之外孙杨恽公布,得以传世。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今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字。其记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西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共约三千年的历史。其中“三纪”十二篇,记载历代帝王世系和国家大事,以事系年,可视为全国的编年大事记,亦为全书之纲领。“表”十篇,记载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之世系、爵位和一些政治事迹及重大事件,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种。“书”八篇,分别记述天文、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等情况,是文化以及典章制度的专门论述。“世家”三十篇,主要记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世系及兴衰存亡的历史,汉朝丞相、功臣、宗室、外戚的事迹,以及在历史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如孔子、陈涉等人事迹,并涉及到一些重大事件与典章制度。“列传”七十篇,占全书最大篇幅,绝大多数为人物传,记述了社会各个阶层各方面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尤其对秦汉时期活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社会各阶层代表,给予了详细的记载与描述。此外还有以专记经济、少数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历史的列传,为古代经济史与民族史及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珍贵史料。最后为“太史公自序”,叙述司马迁自身的家世和事迹,并说明编撰《史记》的经过、意旨及史学见解。全书以“太史公曰”之形式概述各篇内容,并发表自己的评论。

  《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例为历代著史者遵循取法,争相仿效,被作为正史的体例一直沿用下来,最终使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发展至今。其次,司马迁对史料广泛地搜集与审慎地使用的严谨态度亦为历代修史者树立了典范,他除了“采经摭传,涉猎广博”之外,更注重对历史故地的寻访调查,广泛地交游,不辞搜求之劳苦,不避跋涉之艰难,在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之上,认真分析整理,审慎选择考订,最终把几千年间零碎而散乱的史料加工成一部体系完备、疏而不漏的历史巨著。再次,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无畏的精神风范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赞叹。他“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均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他通过对自然现象的分析来阐述天道与人事的相互关系,明确主张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讥讽统治阶级崇尚迷信的愚蠢等,都使得《史记》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目的。最后,《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实录”,同时也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传记文学,它文辞生动活泼,行文浅易近人,简明扼要。司马迁把叙事、抒情、说理等不同文体有机地统一起来,达到了思想上、艺术上的高度统一,为后代文学家也提供了范例。总之,《史记》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历史学范畴,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地位。

  《史记》的注本很多,著名者有南朝宋裴?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后世称之为《史记》三家注。清代校补考订研究之人较多,钱大昕、王念孙均有论述,梁玉绳著有《史记志疑》,张文虎有《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郭嵩焘有《史记札记》等,近人余嘉锡有《太史公书亡篇考》,今人朱东润有《史记考察》,李长之有《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等。日本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国外研究《史记》之代表。而今人陈直的《史记新证》则利用近世考古资料印证、考订《史记》,为研究《史记》提供了新的角度。

  班固与《汉书》班固是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字孟坚。生于公元32年,卒于公元92年。其父班彪,是东汉著名的儒学大师及史学家,有志撰《史记后传》以续《史记》。班固十六岁人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归乡里,以父所撰《史记后传》叙事未详,乃专心继续撰述,力求精善。明帝永平五年(62)被人诬告私改国史而下狱。其弟班超辩明其冤,又因其才学得汉明帝赏识而被召为兰台令史,掌管图书秘籍,并奉命撰述汉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并继续撰写《汉书》。章帝时迁官为玄武司马,和帝永元元年(89)随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参与谋议。以后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死于狱中。班固之妹班昭,亦为东汉著名才女,曾继班固之业,为未完成《汉书》部分作八表,又同马续补写《天文志》。《汉书》问世,以文义深奥多难通晓,著名学者马融曾从她受读。

  《汉书》又称《前汉书》,原书一百卷,今本一百二十卷。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起自汉高祖元年(前206),迄于王莽地皇四年(23),记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事。全书沿用《史记》之体例而略有变更,“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改“书”为“志”,取消“世家”而编入“传”中。计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十志比之《史记》八书的内容更为丰富、完善,在整个《汉书》之中成就最为突出,有《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是《史记》不曾有而为班固的独创。如《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它详细记载了各地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和物产,还记载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地理情况,成为后世于正史之中设地理志之滥觞。《艺文志》录自刘歆的《七略》,它不仅保留了先秦至汉代珍贵的目录学资料,而且还辨别了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以及各派之是非得失,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最早的史料,亦为后世目录学进人正史开创了先例。

  由于班固喜用古字古训,使得人们读起《汉书》来比较艰涩,在东汉当时就难以通晓,故东汉以后为之作注者甚多,唐代颜师古汇前人之注,兼收并蓄,纠谬补缺作集注,为注《汉书》之佼佼者。清末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又引颜师古以后诸家之注,采各家之长,详于考证,成为最好之注本。校订考证工作以钱大昕《汉书辨疑》、王念孙《读汉书杂志》最见功力。今人陈直《汉书新证》则是将书中内容与文物资料相印证,以新的角度对《汉书》加以考订,更具说服力。

  《汉纪》撰者荀悦(148-209),字仲豫,东汉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史载为荀子第十三世孙。从小好学,博闻强记。东汉末被召入镇东将军曹操麾下,历官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因有感于时政曾作《申鉴》五篇。汉献帝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于建安三年(198)命荀悦依《左传》体例删改《汉书》,名为《汉纪》。

  《汉纪》载西汉一代二百余年事迹,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全书共约十八万字,不及《汉书》四分之一。然条理清晰,简明易读,其以帝纪为纲,把《汉书》各传及表、志之文,按年月次序分别排入,编为《帝纪》二十九卷,《后纪》一卷。荀悦自己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价以“荀悦曰”标之。《汉记》继承发展了《春秋》《左传》的体例而开创了编年体断代史。与《汉书》一起相互呼应,流传至今。

  《越绝书》与《吴越春秋》《越绝书》又名《越绝记》,十五卷,东汉袁康、吴平辑录。袁吴两人均为东汉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人,生均不详。《越绝书》是现存最早的方志性史书,主要记春秋战国时吴、越两国之事迹。其内容比较丰富,大致可分为六类:一记人物,二记山川湖泊,三记建置,四记城池,五记名胜古迹,六记治国用兵权谋之道。其取材除《国语》《左传》《史记》以外,多来自民间之神话传说,故有夸张、虚构的成分。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撰,原十二卷,隋以后缺佚二卷,今流本多作六卷,分为十篇。赵晔,字长君,东汉会稽郡人。生卒年不详,卒年为公元83年。曾任过县吏,后来拜杜抚为师,学习韩诗,学成而归,闭门著书,写成《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等。《吴越春秋》为记载吴越两国史事之书,吴自太伯至夫差,越自无馀至勾践。其编年记事,突出人物记载,以吴越两国君王为传主,以人系事,材料除部分采自《越绝书》外,大多为其他史书所不载者,可补《国语》《左传》及《史记》之缺。

  《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为秦汉时期两部重要的地方文献,它们在选材、记述等方面对后世地方志的编纂有积极的影响,被古今学者奉为方志之鼻祖。

  四、唐代的史学成就

  大量“正史”的编纂中国古代修史活动至唐代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使史学的发展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唐朝以前,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唐朝建国伊始,唐太宗即开始设立史馆,指定专人编修前代和本朝历史,并由宰相兼修。这一方面反映出封建统治者对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教训的重视,也显示出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对史书编修的严格控制。自此以后,所谓纪传体的正史著作均在官修史书制度之下诞生,而且各朝相沿成习,以至修成了大量正史,使历代较完整的史料得以保存。

  唐代修成的纪传体正史有八部之多,占全部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其中有房玄龄监修的《晋书》,姚思廉等修的《梁书》《陈书》,李百药等修的《北齐书》,令狐德?等修的《周书》,魏征监修的《隋书》,李延寿私人编修而获朝廷批准成为正史的《南史》与《北史》。除此以外,还有长孙无忌等监修的《五代史志》,即今天《隋书》中的“志”。

  杜佑与《通典》杜佑,字君卿。生于公元735年,卒于公元812年,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世代显赫的官宦之家。早年以荫入仕,历任各种官职,唐宪宗元年(806)封岐国公。他涉猎古今,以富国安民为己任。开元末年,刘秩著《政典》,杜佑以该书条目未尽,遂以三十多年的时间广泛搜求资料,以《政典》为基础,参考前代书志体例,撰成《通典》。

  《通典》是中国现存第一部专记历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的专著,共二百卷,约一百九十万字。所记内容,上起传说中的唐虞,下迄唐代肃宗、太宗之时。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门又分为若干子目,共计一千五百余条,综合各代,而尤以唐代叙述最详,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取自当代有关诏诰文书、臣僚奏议、行政法规、政令措施以及账册、大事记、私人著述等,大多为第一手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通典》的撰成,创立了史籍中与纪传、编年体并立的典章制度史体裁,从而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途径,为后世史家修史树立了新典范,之后宋代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即是《通典》的继承与发展。《通典》把食货列为九门之首,反映了杜佑对社会经济的重视,一反过去史家轻视经济史的传统,对后世“经世治用”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晌。《通典》的缺陷是礼制部分过于冗长,兵典只记兵法未记兵制沿革,受到后代史家的批评。

  刘知几与《史通》刘知几,字子玄,唐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公元661年,卒于721年。他自幼笃好史籍,入仕之后专攻史学,博览群书,而为人又刚直,深感作为史官修史受宰相大臣监督,多所干预,不能秉笔直书,难以发挥史才,遂发奋私撰《史通》,以抒己见。

  唐景龙四年(710)《史通》二十卷写成,它是刘知几数年钻研史学的结晶,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分为内、外两部分,各十卷,内篇三十六篇,重在阐述史书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外篇十三篇,主要论述史官建置沿革和史书得失,亦有一些读史札记等。刘知几详细地论述了诸体史书的渊源与流别,用归纳法分古史为六家,统归纪传体与编年二体,对两种体裁的组织结构、优劣得失都进行了系统分析。对史学态度、史料的搜集、鉴定与取舍、史学评论等各方面,都溯其源流,评判得失,深入地进行了探讨。此外,《史通》对史家与写史都提出了一些标准,认为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修史必须做到善恶必书,促使史学家注重历史观与方法论问题。对史学的地位与价值予以充分肯定。总之,《史通》博大精深,它的出现标志着较完备的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体系已基本建立,中国的传统史学已走向成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撰。原书四十卷,目录二卷,今存三十四卷。为现存最早的地理总志。

  李吉甫(758-814),字弘宪,唐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县)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父李?筠为唐德宗时御史大夫,子李德裕为唐武宗时著名宰相。李吉甫年轻时以门荫入仕,元和年间曾两次任宰相。他在监修国史时,重视舆地之学,认为此学可对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地方疆域起到一定作用,撰写了《元和郡县图志》。因该书在元和年间完成,故名。

  《元和郡县图志》以唐代十道、四十七镇分篇,每镇有图,列于篇首,而宋代以后图亡佚,此书又有《元和郡县志》之名。该书实际以府或州为叙述单位,先列府、州之名,依次记开元及元和时的户数、沿革、四至八到(四至,记各府州东西南北的距离;八到,记载各府州至上都、东都及八方府州、要地的交通路线及里距,并注明方向及详细里程)道里、贡赋、古迹、物产、山川、城邑等,凡有垦田或监牧地都有注明。记载翔实,征收大量前人著述,考证亦较严谨,不仅反映了唐代疆土广大、国势强盛的实际情况,而且以地系事,提供历史故事,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后来历代地方志的编撰,虽然体例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承袭了此书的编撰方法,在方志编纂史上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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