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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经学

  经学,是指对经书——儒家经典文献进行研究、注释、阐发的议论之学。在先秦时代,各学派的经典文献,都可以称为经。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字便基本上被儒家所垄断了。所以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经学,实际上专指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儒家经典,从《周易》到《春秋》,到《尔雅》,内容十分广泛。所以中国的经学,实际涵盖着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应该说,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基础与主体,更是周、汉、唐学术文化的基础与主体。

  一、周代的经与经学

  孔子以前的经书周代是经学诞生与奠基时期。这中间,孔子是一位核心人物。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儒家学派,也就没有经学。

  孔子生活的时代,正当春秋晚期。经书既指儒家经典,照理说孔子以前就不能有经。但事实上,文献本身则是先经而存在的。它们主要有:《易》,指《易经》,即现在《周易》中经的部分,是一部占筮书。所谓占筮,就是用蓍草卜卦。占筮时用五十根蓍草茎,抽去一根,把剩下的四十九根通过揲(分)、营的手法来成卦。然后根据所成的卦象参考占筮书来预测吉凶。卦象是由阴(——)阳(—)两种符号的重叠与交易而构成的。如重叠三层,便组成八卦。八卦互相重叠,又组成六十四卦。把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并且给各卦作卦辞及爻辞,一般认为是周文王所为。与《周易》同时的古筮书,还有《连山》《归藏》。二书已经不存。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秦墓出土竹简有《归藏》,为了解其内容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书》,就是后世所说的《尚书》。《诗》,就是《诗经》,是诗歌的总集。诗是表达思想的,歌是咏唱语言的。把文字记录的诗歌汇集起来,就是《诗》。

  《礼》,是指各种礼节仪式的书,后世专指《仪礼》,礼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同时,礼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尊卑制度,具有很强的作用。周礼,一般认为是周公所作,应该有可信度。当然,周公不可能一次将所有的礼仪全部制定出来。应该说,周礼是随着其社会的需求而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礼经·中庸》说:当时“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乐》,即所谓的《乐经》,是有关音乐的专书。乐的起源十分早。古人对乐十分重视,用它做教化的工具,并且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

  《春秋》,本来是按年、时、月、日顺序记事的史书的通名。周代大约自宣王以后,不仅周王室,而且各诸侯国也都有《春秋》。各国的《春秋》之中鲁之《春秋》,最为有名,以致后人把《春秋》误认为是鲁国史书的专名。关于《春秋》的命名。有人认为古代只分春、秋二季,没有夏季、冬季、所以用“春秋”代表一年,实际上是不对的。称为《春秋》只是约举或者简称而已。

  以上是孔子以前的经书,即所谓古六经。

  孔子与六经经书本身产生在孔子以前,但是孔子以后所传的经书,却都与孔子有关。下面分经叙述:

  孔子与《周易》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一般称之为“赞”。赞,是辅、助的意思。也就是说,孔子对《易经》原书并没有改动,只是在经后面作了辅赞。辅赞经,就犹如给经增添翅膀,所以也称为“翼”。相传孔子共作了十篇辅赞《易》的文字,所以称为《十翼》,由于与经相对,所以又称为《易传》。

  现在的《周易》的《易传》,分别为:一、二:《彖传》上、下。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和卦辞,随原经分为上、下。三、四:《象传》上、下。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和爻辞,也随原经分上、下。五:《文言》。解释《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六、七:《系辞》上、下。通论《易经》,内容庞杂,篇幅较长,分上、下。八:《说卦》,主要记述说明八卦所象的事物,如云:“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之类。九:《序卦》。解释六十四卦的顺序。十:《杂卦》。解释六十四卦的卦义。因为不按照六十四卦的顺序,而是错杂解释,所以称为“杂卦”。

  以上《十翼》,事实上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作品。据研究,其中有的可能较早,而大部分,则是战国时代的作品,甚至要晚到汉初。可见已经不是孔子的《易传》。不过它既然沿用了“十翼”的名称,想必与孔子的《易传》有一定关系。应该说,它是后世经学家对孔子《易传》的补充与发挥。

  孔子与《尚书》

  孔子与《书》的关系,一般称之为“删”。我们知道,《书》本来是史官对统治者言行及朝廷大事的记录,孔子以前的书篇很多。而孔子以后所传《尚书》,据《书序》最多也只有一百篇,说明后世《尚书》肯定是经人删定过的。另外先秦文献中引“《书》曰”,很多不见于今本《尚书》,却见于《逸周书》。而《逸周书》,自汉人就以为是“孔子删《书》之余”。可见后世的《尚书》,确实是经过删定的。

  关于孔子删《书》,《尚书正义》引《尚书纬》记的比较具体详细。它说:孔子寻求古代的《书》,一共得到从黄帝玄孙帝魁到秦穆公时代的书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去远取近,选取可以作为社会法戒的一百二十篇,以其中一百零二篇为《尚书》,以十八篇为《中侯》。书的记载固然不能全信,但也不能全不信。比如去远取近、选取可以作为社会法戒者编为《尚书》的说法,就比较符合情理、符合事实,也符合孔子的主导思想。

  另外,正像《艺文志》所说,孔子当时还作了《书序》。现在保存在《尚书》里的《书序》(分散在各篇前),有人认为不是孔子所作,其实没有道理。

  孔子与《诗经》

  孔子与《诗》的关系,一般也称之为“删”。《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汉书·艺文志》也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零五篇。”应该是可信的。

  《诗经》三百零五篇,分为三大类,即《风》《雅》《颂》。《风》也称《国风》,是地方民歌。包括《周南》《召南》《邶》《盶》《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雅》,是正的意思,与《风》相对,指非民间的,即上层的、贵族的作品。《雅》分为《小雅》与《大雅》两部分,《小雅》共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颂》,是宗庙祭祀的颂歌,共四十篇。分《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所谓《商颂》,一般认为是周代宋国的作品。因为周成王封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于宋(都城在河南商丘南)继承商祀。

  孔子与《仪礼》

  孔子与《礼》的关系,一般称之为“缀”,即采辑编缀。孔子一生好礼,小时候“为儿嬉戏,常设俎豆,设礼容”。后来又“适周问礼”。平时“入太庙每事问”,处处留意礼。周游列国期间,也没有放松对礼的演练。曾经与弟子们在宋国一棵大树下习礼,被宋国的司马桓?砍了大树。所以,由他把周鲁的各种礼仪采辑起来加以整理记录,是完全可能的。

  《仪礼》共十七篇,各篇篇名分别为:《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

  孔子与《乐》

  孔子与《乐》的关系,一般称为“正”。《论语》里记孔子的话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所谓正,就是正它的曲调,使《雅》有《雅》的曲调,《颂》有《颂》的曲调,所以《雅》《颂》各得其所。因为当时《诗经》是配乐演唱的。除过配《雅》《颂》的乐以外,孔子所正的,主要应该是配合各种礼仪的乐。又因为古代礼乐不分家,有礼就有乐,如周武王灭商后举行的典礼,就有乐相配,所以后世恒言“礼乐”。

  孔子与《春秋》

  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一般称之为“修”。修,就是编修,就是作。我们知道,《春秋》本是编年体史书的通称。孔子所修《春秋》,据内容知道它主要记鲁国的史事,但是《春秋》里还有不少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的事情,而鲁国的旧史,“局于一国,其于列国,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隐讳,不能得其实,即鲁史载笔,亦未必无误”。所以,孔子当时肯定还参考了鲁国以外的史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看来也是可信的。

  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贬、损来寄托自己的思想。“《春秋》之义行,而天下乱臣贼子惧”。这正是《春秋》被儒家奉为经典,并得后世后代封建统治者认可的主要原因。

  以上是孔子与《六经》,实际上也可以看做孔子的经学。孔子的经学,有四个特点,就是所谓的“不语怪、力、乱、神”。也就是说他不讲怪异,不歌颂暴力,反对犯上作乱,不讲牛鬼蛇神。这正是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后世经学的基本思想。

  孔门之经学孔门,指孔子的弟子及后学。

  孔子定六经,主要是为了用来教学。所以,孔子的经学是最直接、最正统的经学。孔子死后,其门徒大的做到诸侯的卿相,小的为士大夫的教友,有的则隐而不现。真正传经学的,只有子夏、曾参等人。

  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卫国人,小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死后他居西河,即现在的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教授”,专门传播经学。

  子夏于经学的贡献,司马贞《史记索隐》称:“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

  所谓《序》,就是作《诗序》。《诗序》由“大序”“小序”组成,“小序”解释各篇主题,“大序”概论全部《诗经》,均保存在今《毛诗》之中。

  所谓传《易》,就是作《易传》。子夏究竟作了哪些《易传》,文献没有记载。今本《周易》易传中,很可能有子夏的手笔。

  关于孔子以“《春秋》属(嘱)商”的说法,所指虽不特别具体,但子夏确与《春秋》有关。又据《风俗通》所载,《?梁传》的作者?梁赤,是子夏的门人,而《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相传也是子夏门人。

  关于传《礼》,一般认为现在《仪礼》中《丧服》一篇,为子夏所作。另外,子夏于《礼》有创立流派之功。

  子夏对经学的最大贡献,应该是发明章句。“《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是汉以来的说法。

  可见子夏于六经皆有贡献。另外郑康成以为,《论语》也是子夏等人撰定。后世继承子夏之学的,主要是荀子。

  曾参,字子舆,鲁国人,小孔子四十六岁。从孔子,主要学《礼》。今《礼记》中的《曾子问》,《大戴礼记》中《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等十篇,都与他有关。《大学》《孝经》,相传也是他作。《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后世继承曾子之学的,是子思、孟子一门。所以后世以之为宋学之祖。而子夏,则称之为汉学之祖。

  还有商瞿,字子木,鲁国人,小孔子二十九岁。据《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把《易》传给商瞿,商瞿传给楚人眪臂子弘,子弘传给江东人矫子庸疵,庸疵传给燕人周子家竖,家竖传给淳于人光子乘羽,乘羽传给齐人田子庄何,应何传给东武人王子中同,中同传给眫川人杨何。杨何汉武帝元朔中为中大夫。可见商瞿的《易》学传流久远。

  除子贡、曾参、商瞿外,孔子弟子中子游、子张、子贡、原宪、公西赤、宰予等人,有的传《礼》,有的问《易》,有的问《书》,有的学《诗》,也各有所传。

  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据后人考证,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道,为恭俭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孙氏传《易》为道,为洁净精微之儒。可见不仅各有所传,而且已经有了致用之意,这些儒家,都是孔子的门人弟子所创。

  孟、荀之经学孟、荀,指孟子和荀子。孟子和荀子,是战国时代最大的两位经学家,所以以他们的经学来代表战国经学。

  孟子的经学

  孟子名轲字子居,邹国人,生活于战国中期,孟子的经学,受传于子思的门人。子思,一般认为是孔子的孙子孔?(字子思)。也有人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原宪(字子思)。总之是孔门中人。孟子于六经均有研究。后人认为“知《易》者莫如孟子”,“知《书》者未有如孟子者”,“知《诗》未有如孟子者”,“知《春秋》未有如孟子者”,“达礼、乐之情,无如孟子者”。可见他的经学比较全面。不过总体上说来,孟子的经学还是有他的特点,这就是让经学为自己服务,把经书作为宣传自己思想的工具,所以后世认为他是经学之祖。

  荀子的经学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时代稍后于孟子。荀子的经学,出于子夏之门,所治有《诗》《礼》《乐》《易》《春秋》五经,而于《春秋》则兼通三传,于《诗》又兼开三家。

  关于《春秋》三传之学,《左传》受之于虞卿,传之于张苍;而其《荀子·大略篇》言春秋贤穆公善胥命,《王制篇》言桓公劫于鲁庄,又言周公述职之事,全与《公羊传》相合。

  关于《诗经》,他受自根牟子、曾申,下授大毛公毛亨,是为《毛诗》。《鲁诗》,为鲁人申公所作。而申公,则是荀子的学生,受《诗》于荀子另一学生浮丘伯。而《韩诗外传》又引荀子说《诗》四十余条。说明三家《诗》全出荀子。

  关于《礼》学,《荀子》书有《礼论》一篇。而他的政治主张,更提倡“隆礼尊贤”。

  关于《易》学,《荀子·非相篇》引《易》“括囊无咎无誉”以喻腐儒;《大略篇》说《易》之“咸见夫妇”,又引《易》“复自道何其咎”,以赞美能变。可见他的《易》学比较活。

  总的说来,荀子对经学的贡献,主要在经传方面。汪中《荀卿子通论》说:“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不以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了也。”其说是中肯的。

  二、西汉经学

  《周易》学秦代基本上没有经学。西汉初,惠帝除挟书令,开献书之路,经学才逐渐得到恢复。所以,从总体上说,西汉是经学的恢复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一是自汉武帝设五经博士,经学由私学变成了官学,得到了统治者的提倡,并成为知识分子做官食禄的必治之学;一是传注之学兴起,并形成不同的门派;一是今文学与古文学的形成与相互论争。

  《周易》不在秦焚禁之列,所以一直传授不绝。汉初最早传《易》的,是田何。他的《易》学,受自孔子弟子高瞿的弟子眪臂的三传弟子光羽。汉惠帝时田何年老,守道不仕,惠帝亲自登门受业,所以他最终成为《易》学之宗。当时治《易》的,还有即墨成,官至城阳相;孟但,为太子门大夫。周霸、主父偃,也都“以《易》至大官”。田何弟子有王同、周王孙、丁宽、伏生,四人各有《易传》数篇。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易》博士杨何,即王同的弟子。丁宽从田何受《易》,学成以后东归,田何对门人说:“《易》以东矣。”丁宽到洛阳后,又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他自己又“作《易说》三万言,以传田王孙,为博士。王孙又传施雠、孟喜、梁丘驾,于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又有《京氏易》。京指京房(非杨何弟子京房),受《易》于孟喜弟子焦延寿,以善明灾异得幸。

  以上各家皆列于官学,另外汉代民间《易》尚有费氏、高氏二家。费氏名直,治《易》长于卦筮,没有章句,只是用《彖》《象》《系辞》《文言》解释上下经。后世称赞费氏《易》为古文,而备受青睐。汉代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之作传,以授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曹魏时期的王肃、王弼也为之作注。现在的《周易》,就是由这一系传下来的。高氏各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学出丁将军(宽),也没有章句,专说阴阳灾异。

  《尚书》学西汉最早传《尚书》的是故秦博士济南人伏生,名胜。秦始皇禁《书》的时候,伏生把自己的书藏在了夹壁之中。不久大兵起,他也流亡异乡。汉朝建立以后,伏生回去找所藏的书,只剩下29篇,于是就用它在齐鲁之间教授。汉文帝时,就准备召他进京,而当时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上路,于是下诏太常,让掌故官晁错去跟他学,所学也是这29篇。

  伏生的弟子主要有张生和欧阳生,二人共撰《尚书大传》。张生之学传夏侯都尉,都尉传其族子夏侯始昌,始昌传夏侯胜,胜传夏侯建,于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欧阳生之学传倪宽,宽又授欧阳生的儿子,世代相传,到欧阳生的曾孙欧阳高,为博士。欧阳高的孙子欧阳地余也为博士,参加石渠阁会,元帝时官至少府。儿子欧阳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由此《尚书》有欧阳氏学。

  以上欧阳及大、小夏侯氏之学,是所谓西汉《尚书》三家今文学。《尚书》古文学出于孔氏。关于《古文尚书》的来源,《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壁之中。武帝末(初),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所以,传《古文尚书》的还是孔安国。《史记·儒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起其家,就是兴起了他的家法。这就是《古文尚学》学。《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的不同,除了多出十六篇之外,还有文字方面的差异。

  《诗经》学《诗经》虽属秦代禁书,但诗可以口诵,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被禁绝。西汉一代,《诗经》学主要有鲁、齐、韩、毛四家。

  《鲁诗》,由鲁人申培所传。申培受《诗》于荀子的弟子浮丘伯,汉初教授于乡里。《齐诗》,最早始于齐人辕固。辕固景帝时为《诗》博士,传齐人后苍,作《齐诗》。《韩诗》,韩指燕人韩婴。据《史记·儒林传》,韩婴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清河王太傅。他“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其学传于燕赵之间。《毛诗》,毛指赵人毛亨。毛亨受《诗》于荀子,作《故训传》,授毛?。当时人称毛亨为大毛公,毛?为小毛公。于是世有《毛诗》之学。

  四家《诗》中,鲁、齐、韩三家为今文,毛属古文。实际上也只有个别文字与训诂不同而已。

  《礼》学汉初最早传《礼》的是鲁人高堂生。他所传《士礼》十七篇,就是后世所谓的《仪礼》。高堂生的弟子徐生,善于“为容”(表演礼仪),文帝时为礼官大夫。后来世代相传,孙子徐延、徐襄及其弟子数人都曾做礼官大夫。

  另外《礼古经》,与《古文尚书》同得于孔子旧宅壁中(一说出鲁淹中,为河间献王所得),共五十六篇,除去十九篇与高堂生所传本相同的,多三十九篇,所以又称“《逸礼》三十九篇”。

  《礼》除经以外,还有“记”。“记”是礼家关于礼的撰著。《汉书·艺文志》著录《礼》一百三十篇,相传也出于孔壁。据郑玄说,当时传《礼》的有十三家,只有高堂生及其五传弟子戴德、戴圣的名字尚在。戴德(即大戴)传《记》八十五篇,戴圣(即小戴)传《记》四十九篇。

  还有《周礼》。《周礼》本名《周官》,为先秦古书。关于《周礼》的流传,一般的说法,是汉武帝时有一个姓李的人得到了《周礼》,把它献给了河间献王,献王发现缺《冬官》一篇,购求不得,就用《考工记》补足,然后献给了朝廷,藏在了秘府,世人莫得见。一直到王莽时,刘歆请立博士,才显于世。

  与《礼》相关的《乐》,秦火以后完全失传,所以汉人无传《乐》者。至武帝立五经博士,就不含《乐》,从此也就没了“六经”之名。《汉书·艺文志》有“《乐记》二十三篇”,只相当于《礼》之“记”而已。

  《春秋》学孔子修《春秋》,叙事简明,微言而有大义,所以后世弟子口说相传,互有发明,于是形成了不同的门派,即所谓“传”。汉代流行的主要有《公羊传》《?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和《左氏传》。其中“《邹氏传》无师、《夹氏传》无书”,所以下面只说三传。

  《公羊传》传自公羊高。文献记载:子夏传《春秋》与公羊高、高传其子羊,羊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与胡母子都二人将所传著于竹帛,而有了书。由于是公羊五世相传而来,所以题称《公羊传》。胡母子都以治《公羊传》景帝时为博士,弟子有公孙弘等。当时传《公羊传》的另一大师是董仲舒,也为博士。他以《春秋》灾异推阴阳变易,著《灾异之记》。弟子有褚大、殷忠、吕步舒等,皆至大官。胡母子都是齐人,所以汉代《公羊》学主要流行于齐。其特点是不重训诂,重点发挥微言大义,重王霸,盛称齐桓公,“为汉制法”,讲灾异神话,多妖妄之说、刻薄之语。武帝尊信《公羊》家,立博士,由此《公羊》学大兴。

  《?梁传》传自?梁赤,系鲁学,也不重训诂,讲微言大义。但“下笔矜慎,于事实不甚明了者,常出怀疑之词,不敢武断”。不重视王霸,“有儒者之风”。汉初传《?梁》学的主要是江生。

  江生受《?梁传》于鲁申公,传子孙。宣帝尊信《?梁》,闵其学将绝,征江生之孙为博士,选继教授。甘露元年,召名儒萧望之等人在殿中评议《公羊》《?梁》异同。当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瞚、伊推,《?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等都参与辩论,结果萧望之等人多从《?梁》。从此《?梁》之学大盛,周庆、丁姓均被拜为博士。《公羊》《?梁》虽均属今文,但《?梁》的传授方法则近似古学,所以后世有人以之为古文。

  《左氏传》,本名《左氏春秋》,相传为左丘明所作。汉人说《左氏传》与经,犹衣之表里。《左传》与《春秋》的最大不同,就是叙事详尽,可知其旨在采集事实,以考同异,不以训诂为事,与其他解经之传不同。“汉兴,北平侯张苍献《左氏春秋》”。当时治《左传》的还有贾谊、张敞等人。贾谊作《左氏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又经贯长卿(贯公少子)—张禹—尹更始—尹咸、翟方进一线传到刘歆,平帝时,立《左氏传》博士。班固说:“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可知汉人《左传》学也讲义理。

  今古文之争秦时社会上通行隶书。汉代相沿,从伏生传的二十九篇《尚书》,一直到社会上流传的其他各经,都是用隶书书写的,当时也无所谓今文。后来鲁共王在孔壁中发现的经书,都是用古文(战国文学)书写的,于是便把当时的文字隶书称为今文,遂有了古文、今文的概念。孔壁中发现的古文经,有《古文尚书》《逸礼》《论语》《孝经》等,后来河间献王从民间又得到了《周礼》等,张苍献的《左传》也是古文。这些古文经典,后来都上缴朝廷,被藏在了秘府,民间莫得见。汉武帝立五经博士。

  成帝发秘府,命刘向校理旧文,于是古文始显。刘向死后,哀帝又命他的儿子刘歆代理父职。于是引发了今古文之争。古文经与今文经,本来只是个别文字的不同,由于利禄的驱使,今文学家对经书任意发挥,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儒学逐渐宗教化,离原经越来越远。所以到了刘歆,开始建议朝廷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这一建议,受到今文博士们的反对。刘歆便写公开信(《移太常博士书》)指责他们。结果激起了更激烈的反对。刘歆的建议未能实现,他自己也吓得做地方官去了。王莽掌权后。把刘歆召回朝中,使掌儒林。于是刘歆再次倡行古文,得到王莽的支持。结果《古文尚书》《左传》《逸礼》《毛诗》都被立为学官,设立了博士,使古文经典第一次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古文经学由此得到了发展。

  三、东汉经学

  “七经”东汉是经学的昌盛时期,这一时期经学的变化,一是《孝经》《论语》升格为经,出现了“七经”的名称;一是在今古文论争中古文经逐渐由弱转强,今文走向衰落。同时,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经学大师。

  自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五经”定称,专指《易》《书》《诗》《礼》《春秋》。《春秋》虽有三传。《礼》虽有《记》,均未尊之为经。所以一直至东汉初,还是五经。而到了东汉后期,开始出现“七经”的名称。七经,是指原来的五经加上《论语》《孝经》。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言论的书,相传为子夏等人共同撰定。西汉《论语》有三家,一是《古文论语》二十一篇,孔安国为之训说;二是《齐论语》二十二篇,属今文;三是《鲁论语》二十篇,也属今文,比较盛行。西汉治《论语》的学者除孔安国外,主要是王吉、张禹、夏侯胜等人。其中张禹最为有名。东汉初包咸治《论语》,并作章句。贾逵治《古论》,“为之训说”。后来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这也就成了后世《论语》的定本。

  《孝经》,是一部专讲孝道的书,相传为孔子授意弟子曾参而作。西汉《孝经》也有古文、今文两本。《古文孝经》凡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作传,昭帝时鲁国三老献于朝廷,刘向校书时校及。《今文孝经》十八章,传之者有长孙氏,江翁、刘向“以《孝经》颜芝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仍属今文。东汉《孝经》升格为经,许慎、马融传古文《孝经》,各有注、说。郑玄、郑小同传今文,为之作注,成为后世定本。

  今古文之争与今文的衰落经今古文之争,始终是围绕着立博士而展开的。古文经王莽执政时虽一度立博士,但不久随着王莽的垮台也就被废止了。东汉初,光武帝立五经博士十四人,全是今文。于是便引发了东汉第一次今古文论争。当时尚书令韩歆上书,建议立《费氏易》和《左氏春秋》博士。今文博士范升反对,引起论争,而光武帝最终立了《左氏》学,结果论议哗然,公卿大夫多次上朝廷争,光武帝便又废了《左氏》学。这场论事,最终虽然古文学派失败了,但从此以后相信古文的人渐渐增多,皇帝也开始渐渐倾向古文。

  第二次论争,是在章帝时,建初六年,贾逵入宫讲《左传》《古文尚书》《毛诗》,并具条奏《左传》长于《公》《?》的地方,又为帝言《古文尚书》同异,又撰齐、鲁、韩三家与《毛诗》异同。当时今文家李育出面反对,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诏李育与诸儒在白虎观论五经,李育以《公羊》难贾逵,“往返皆有理”,结果古文家失败。

  第三次是在桓、灵间。当时今文家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和他的老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的观点,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以难《左传》《?梁传》。郑玄针锋相对,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批驳之。服虔也以《左传》驳何休。结果《左传》虽然没有被立在学官,但今文学则日渐衰落,而古文学则日渐兴盛了。

  今文学的衰落,主要是其自身的弱点所致。今文学最大的弱点,一是妖妄,一是烦琐。因为今文学家从根本上是把经书作为升官进身的工具,所以他们必然要使经学为政治服务,因则往往用谶纬说经,使他们的经说中充满荒诞不经的迷信邪说,时间一久,自然被人蔑视。另外他们对经文的解释,支离蔓衍,极为烦琐,一经之说,往往多达百余万字,少者也有几十万字。这种烦琐的说教,自然也引人憎恶。

  古文经学的兴盛及古文学家与今文经学相反,古文经学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与提倡,所以古文学家也用不着去讲灾异,去迎合统治者,去为政治服务。他们只是把经书看成史料,把经学当成学术,去研究而已。他们的治学方法,是“通训诂”“举大义”,不搞烦琐说教,所以古文学在民间得到发展。东汉由于光武帝一度立《左传》博士、章帝好古文经,相信古文经的人愈来愈多,再加上今文学自身的弱点,所以古文经学在民间逐渐地占了上风,成了私学的主流,并进而兴盛起来,最终取代了今文学。

  东汉一代,出了一大批古文经学大师,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贾逵、许慎、马融、郑玄。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一生著经传义诂及论难一百余万言。经他倡导,古文经典得到推广传行,他也成为“诸儒宗”。

  许慎字叔重,贾逵弟子,博通五经,当时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称。撰《五经异义》及《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就是总结古文经学训诂的成就而撰成的,并成为我国第一部文字学著作。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才高博洽,为当世通儒,教养诸生,弟子千余,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使古文经学臻于成熟。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曾师从京兆第五元先,东郡张恭祖,师从马融,因而兼通今文、古文。他遍注《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等,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盙?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一百余万字,多传于今。郑玄注经,不拘家法,兼采古今,择善而从。结果形成一家之言——郑学。郑学的盛行,使古文、今文的家法完全混乱,从而也加速并导致了今文学的完全衰落。

  白虎观会议与熹平石经白虎观会议,也是东汉经学中的一件大事。建初中,因今文学家杨终建言,章帝诏诸儒在北宫白虎观论考五经异同,“共正经义”。当时参加论定的大儒有班固及贾逵、丁鸿、刘羡、魏应、淳于恭、张?、李育等人,章帝亲临称制,并令班固记录撰集其事,而成《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又名《白虎议奏》,流传至今。

  汉灵帝时,由于当时以甲乙科考试博士,致使诸博士互争高下,以至发生贿赂兰台私改经书文字以合私文的事。议郎蔡邕等人,又以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便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等一起上书,奏主正定六经文字,立石经。灵帝准奏,蔡邕便亲自书写,使工镌刻石经立于太学堂前东西两侧。碑高一丈、宽四尺,前后两面刻字,每面四十行,每行七十三字,共五十六通。包括《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鲁诗》《仪礼》及《论语》,世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是我国第一次将经籍文献全文刻于石碑,这对经籍文字的统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唐代经学

  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唐代是经学的统一时期,突出的表现,就是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的颁布及开成石经的刊立。而经学自身,又以音义、义疏及集解之学为发展特征。同时,经书的范围,也扩大到九经、十二经。

  经书传至唐代,已经“去圣久远”,文字多有讹谬。太宗贞观四年(630),诏颜师古于秘书省校定《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经。颜师古名籀,祖父颜之推,是北齐名儒。他受诏集五经旧本,详加校阅,多所厘正。校完以后,太宗又诏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经过辩难答疑,诸儒及皆叹服。贞观七年,朝廷将颜师古所校定的五经颁行天下,称为“新定五经”。

  从此以后,五经文字统一,不再有师说之异文。这是唐太宗统一儒学的第一步。

  五经定本颁行以后,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义疏之学,起于六朝。至隋代,各经已均有义疏。孔颖达等作五经义疏,是一种带有总结性的工作。贞观十六年(642),五经义疏初稿完成,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于是太宗下令重加裁定。到太宗崩逝,未能完工。永徽二年(651),高宗又诏进行校正,于是长孙无忌等人又作增损订正。至永徽四年,始以《五经正义》之名颁布。其体例,是各经均选旧注一家,注下作“疏”,“疏”兼释经、注,有疏通证明之意,所以征收繁富,发挥殆尽。从此,五经经义无异说。而且朝廷每年明经考试,均以之为准,所以被天下士民奉为圭臬。

  “九经”与四经注疏四经,指《周礼》《仪礼》《公羊传》《?梁传》。玄宗开元八年(720),国子司业李元璀建议允许习四经者入第,玄宗从之。至此,《三礼》《三传》均上升为官方承认的经,有了“九经”之名。于是乎又出现了私家四经义疏。

  四经义疏,与《五经正义》体例完全相同。其中《周礼义疏》和《仪礼义疏》出现较早,作者均为贾公彦。二经义疏之注均用郑玄。《?梁传义疏》,为杨士勋作,注用范宁《集解》。《公羊传义疏》,为徐彦所作,出现最晚,注用何休《解诂》。四经义疏虽皆私家所撰,但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所以一直流传至今。

  “十二经”及《开成石经》“十二经”,是指“九经”及《论语》《孝经》《尔雅》。《论语》《孝经》,本在汉人“七经”之内,历来传治不衰。《尔雅》,是一部专门解释古词诗的书,分为十九篇。其作者有以为周公所作,有以为孔子所作,也有以为子夏、叔孙通、梁文等递增而成。《尔雅》本身虽不是经,但它是读经的工具,所以自汉代学者就重视它。西汉武帝时犍为舍人及哀帝时刘歆均曾为之作注。东汉作注的有樊光、郑玄等。晋代郭璞,一人作了《尔雅注》《尔雅音》《尔雅图》《尔雅赞》,使《尔雅》之学渐盛。到了唐代,便升格成了经。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二月,命唐元度覆定诸经文字。十二月,命于国子监两廊刊立石经。至开成二年(837)十月告成,后世称《开成石经》,至今仍完整地保留在西安碑林。石经的刊刻,较五经定本的颁布是又一大进步,它为经字以至经学的统一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并为后世经书传刻提供了可靠的版本依据。迄至今日,《开成石经》作为现存最早的十二经文字版本,仍发挥着它的作用。

  陆德明《经典释文》陆德明名元朗,以字行。由隋入唐,任国子博士。所撰《经典释文》,是唐人最有价值的经学著作之一。该书博采汉魏六朝以来音切二百三十余家,兼取诸家训诂,考证各本异同,凡三十卷,分为《周易音义》《尚书音义》《毛诗音义》《周礼音义》《仪礼音义》《礼记音义》《春秋左氏音义》《春秋公羊音义》《春秋?梁音义》《孝经音义》《论语音义》《老子音义》《庄子音义》《尔雅音义》,及《序录》一卷,是汉魏六朝以来“音义”学之总汇。陆德明采诸本、访异同,撰成《经典释文》,保存了大量唐以前各经典中文字的音读,不仅为后人阅读研究诸经典提供了方便,而且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语音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经典释文》的体例,一般都是摘采单字注音、释义,或直注直释,或引各家说,或引《尔雅》《说文》。对版本文字的异同,也多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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