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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教育

  教育,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同时,它又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起推动作用。中国的教育,产生很早,《尚书·尧典》里,就有“作教刑”“敬敷五教”的记载。《尚书·禹贡》里也讲:“三百里揆文教”“朔南暨声教”。正应了《礼记·大传》中:“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话。当然,那时候的教,还只是官师合一,即政教合一的行政教育,主要起教化作用。到了西周,开始有了专门进行文化教育的学校。春秋时代产生的私学,使得教育日趋繁荣。汉代的学校,变成了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基地。唐代各级学校健全,以及教学科目的繁多,使得学校教育日臻成熟。

  一、周秦时期的教育

  周的行政教育西周以至春秋前期,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行政教育,仍是教育的主体。当时,朝廷设有负责教育的官员。首先,是由大宰负责制定“教典”,即教育法典。具体的工作,由地官司徒负责。司徒有大司徒一人和小司徒二人。专门负责教育的属官,主要有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鼓人、舞师、师氏、保氏及遂人、遂大夫等。乡师,是远郊六乡的教育行政长官,“掌其所治六乡教而听之治”,还要负责考绩。乡大夫,“掌其乡之政教禁令”,“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才,察其道艺”。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间声,教为鼓而辨其声用”。舞师,掌教兵舞、教羽舞(祭山川时用)、教皇舞(求雨时用)、野舞(民间舞)。师氏、保氏,是专职教员(详下学校教育)。遂人、遂大夫教稼穑,等等。可见几乎无所不教。不仅教,而且还有相应的奖惩措施及检查办法。以上行政教育,是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的行政教育,对象是大众百姓。在各诸侯国,也应当有相应的教育。

  周的学校教育西周及春秋的学校教育,也由司徒负责。《周礼·地官》中的师氏、保氏,就是专职的学校教员,师氏负责“以三德教国子”。国子,指贵族子弟。所谓三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思想)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还要“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可见师氏所教主要是思想道德及为人处世方面的内容,说明当时对道德品质教育的重视。保氏负责“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及六仪。所谓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乐、射、驭(驾车),都是实用性的知识。六书,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汉字的形体结构,属于文字学。教之六书,就是教学生如何从根本上去识字,这是文字教育的最好办法。九数,当是九种算术的方法,属专业知识。所谓“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祀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完全是贵族日常生活的容仪。可见教学的内容已相当全面。

  关于学校的称名,有小学、大学之分,设在不同的地方,总名辟雍或泮宫。这是天子和诸侯一级的学校。另外地方也有学校。《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这可能是春秋时代的学校。家,指大夫之家。五百家一党,六县为遂。《左传》里记郑国子产不毁乡校,说明乡里有校。可见当时学校的名称有塾、有庠、有序、有校、有学,而学又有小学大学之分,已经有了比较健全的教育体系。

  小学是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入小学的条件,“皆以齿”。就是说凡是贵族的子弟只要达到一定的年龄,均可入学受教。大学,除作为小学的继续教育,还用来培训各级官员。而且国王要亲自“视学”,进行检查。

  关于大学教育,学制一共九年,分两个阶段,前七年为小成,后二年为大成。九年之中,除第一年主要培养读经书的能力外,以后每两年考核一次,并各有侧重。第三年主要考核敬业,第五年主要考核博习,第七年主要考核论学,第九年主要考核能否知类旁通,每次考核都兼及品行修养。可见重点还是能力的培养。尤其是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远者怀之”作为最终目标,说明当时大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统治人才。由此可以知道,由保氏教六艺、六仪的学校,是为小学。

  周代的私举西周至春秋前期,上自周王室的小学、大学,下至乡校党庠,都属官办,所以称为学在官府,“有官斯有法,有法斯有书,有书斯有学”,“天下以周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到了春秋中期,随着周天子权力旁落,公室衰败,学在官府已经不能维持,甚至以前深藏在官廷秘室之中的图书典籍,也散落民间,官学崩溃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成为必然趋势。于是乎出现了私学,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使大批新兴阶层、商人及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最早兴办私学的代表人物,是老聃和孔丘。章太炎说:“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是正确的。《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可见其规模已相当可观。到战国时代,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田骈在齐,“资养千钟,徒百人”,等等,形成了庞大的学术团体。他们的活动,既扩大了私学的影响,也传播了文化,推动了教育及学术发展。

  私学的教学内容,各家有侧重,但总体说来,都包括思想修养、政治学说、文化知识、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内容,较西周的官学,更为丰富实用。

  孔子的教育孔子,是早期私学的代表。他创立儒家学派,整理先王旧典《周易》《书》《诗》《礼》《乐》,又作《春秋》,作为教材,传播儒家思想及文化知识,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重重地写下了一笔。孔子的教育,首先是规模宏大,影响深远。据说他当时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而这些人在孔子死后,大多又继承孔子的事业从事教育,如子夏居西河、子张居陈国、澹台灭明居楚国“教授”,等等,最终使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其次,有明确系统的教育思想。如他主张“有教无类”,所以只要送上拜师礼认他为师,他都愿意教育;主张分科教育,把学生分为德行、言词、政事、文学四科;讲究实事求是,要求学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认为学习要有兴趣,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主张博学,他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则可以无畔矣。”又主张“多闻阙疑”,不轻易下结论。还讲虚心,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提倡“学无常师,不耻下问”。另外,他还讲求学以致用,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重视学生思想品德的培养。

  孔子的教学方法,更是灵活多样,主要有:1.因材施教。2.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被欺罔),思而不学则殆”。3.注重温习。“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4.让学生独立思考。“不愤(心想明白而未明白)不启(开导),不悱(口想说而说不了)不发(启发)”。5.要求学生举一反三。“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6.循序渐进。

  稷下学宫稷,指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稷下,指稷门外。齐桓公为了招揽天下贤士,勉励他们著书立说讲学论辩,设立了稷下学宫。到了战国,齐威王鼓励学者们大胆进谏,给予赏赐。于是各地学者纷至沓来,最多时达数百千人,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宣王挑选各派学士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这些学者,除了著书论辩之外,主要是聚徒讲学。所以,稷下学宫成了战国晚期重要的教育基地。郭沫若说:当时稷下学宫“行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以之,闻文则服。温柔教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些不懈,是谓学则。”

  秦的教育有关秦的教育的资料很少,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很难对秦的教育作出系统论述,只能据若干零星材料,略加推测。

  据云梦秦简《内史杂》记载,秦有“学室”之设,“非史子眥(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所谓“史子”,秦简整理小组译为“史的儿子”。所谓“学室”,整理小组注谓“一种学校”。据前引《内史杂》律文可知,只有“史子”才能在“学室”学习。大家知道,古代的“史”,一般都指史官而言,正如《说文》所言:“史,记事者也。”不过其职掌,并不仅仅限于编史。盖古代,一切文字工作皆由史官包办,一切官书典志也都出自史官之手;从广义上讲,大凡卜筮、天文、历法、地理、医术等,几乎无不属于史官的业务范围。这样,“史”事实上便成了从事文字工作官吏的统称。由于“史”之所职系起草文书一类机要性工作,因此“史”不仅“父子畴官,世世相传”,而且“史子”从小要接受特定的教育,以便将来更好地继承“史”的职务。秦简中出现的“学室”,正是这样一种培养“史”的专门学校。它构成秦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学室”内“史子”学习的内容,目前尚找不到直接的文字记载,不过从一些间接材料,似可窥知大概。《说文·自叙》引汉《尉律》称:“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汉书·艺文志》亦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这就是所谓的汉试学僮之法。有学者研究,指出此汉法系沿袭秦制而来,汉之“学僮”即秦“学室”中学习之“史子”。据此可知,秦“学室”内“史子”所学习的一是识字,即需“讽书九千字以上”;二是学写各式字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等“秦书八体”。将来“史子”经考试后,合格者便被进用为“吏”。

  秦统一后,推行绝对主义政策,禁游宦,禁私学,焚书坑儒,朝廷虽设博士,但并不教书,仅备顾问而巳。加之帝国短祚,只有十五年便告灭亡,所以有关这一时期的教育,迄今只能笼统知道所谓“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而无法说出更多的内容。

  二、汉代的教育

  太学西汉立国之初,百事草创,未遑庠序之事。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秩序的巩固,教育的问题终于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其由兴办太学开始,逐步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及发达的私学教育。太学,是汉代最高学府,由中央政府开办,由属九卿之一的太常掌管。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为博士置弟子员”,“兴太学”。“博士”一词,本是取博学多艺、学通行修,晓古文尔雅之士的含义。用这样的人做太学教授,无疑是很适宜的。西汉的博士,主要是通过皇帝直接征召或由官员举荐。东汉的博士,则要通过考核、“策问”等形式而选拔。一般说来,博士除过精通经典以外,还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要求为人敦厚、善良、谦逊、节俭,而且身体健康。博士按经设立,—般一经一名,一经有不同传记学派的一派一名,所以人数始终不多。东汉最多时也不过十四五人,只有王莽执政时立古文经博士,每经设过五名。博士的首领,西汉叫仆射,东汉叫祭酒。

  太学生的人数,西汉武帝时博士弟子只有五十人,昭帝时增至一百人,宣帝时又增至二百人。元帝时不限名额。后因用度不足,定为一千人。成帝时,又增至三千人。东汉博士弟子称“诸生”。桓帝时有诸生三万人。公元2世纪的高等教育达到如此规模,这在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太学生的来源,西汉博士弟子一是由太常在京畿地区直接选拔,一是由郡国县邑从各辖地选拔推荐。凡年满十八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均可入选,不论贫富,贫者由政府发给上京入学的经费。另外公卿大夫的子弟可以破格录取,直接入选。东汉诸生由于名额多,所以没有考上明经的人及公卿子弟,都可以入太学补诸生。另外汉代太学还设童子科,即从十二岁至十六岁少年中挑选能通经的保送太学学习。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保送生制度。

  汉代太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一般是每个博士专讲一经,各以家法教授。学生专选一经,学完一经可另修他经。另外还有《论语》《孝经》,是公共必修课。教学方法,除讲授、自学以外,还注重师生共同讨论与辩难。

  汉代太学没有肄业时间的规定,只要通过考试,就可以毕业。西汉太学一年一考,及格的按成绩高低授予一定官职。东汉太学两年一考,通两经者授文学掌故,通三经者授太子舍人,通五经者为郎中,不及格者可留校学习。

  地方学校汉代的地方学校,最早由蜀郡(四川)兴起。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太守,他看到蜀地文化落后,“有蛮夷之风”,于是选“开敏有材”的郡县少吏十余人送太学进修。几年后学成归蜀。文翁在成都办起了学官,由这些人负责教学,招收郡县的学生,免除他们的徭役,学习好的授郡县官吏。为了提高文化人的社会地位,文翁每次出行,都让学官的高材生陪同,使蜀地的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后来武帝听到此事,“诏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从此汉代地方学校普遍设立起来。到平帝时,王莽请立学校之制,凡郡国的学校叫学,县道邑的学校叫校。学、校设经师一人。乡里的学校叫庠,聚(村落)的学校叫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学、校相当于中等学校,庠、序相当于初等学校。东汉一代,由于朝廷的重视,地方官也往往注重学校的设立与教学。各地普遍都有学校,以至“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盛况空前。

  私学汉代的私学,可分为初等的书馆和高等的“精舍”“精庐”两种。书馆,由书师自办,主要教识字,读《孝经》、《论语》。西汉初用的识字课本,是秦代传下来的《苍颉篇》,由李斯作的《苍颉》、赵高作的《爰历》、胡毋敬作的《博学》合编而成,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了《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又仿《凡将篇》作了《急就篇》。成帝时,李长又作了《元尚篇》。平帝时,扬雄续《苍颉》作《训纂篇》,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东汉和帝时,贾鲂又续《训纂》作《谤熹篇》。后人将《苍颉》《训纂》《谤熹》合编,称为《三苍》。这类字书,都是将日常生活中的用字归类排列。每句三字或七字,而且押韵,所以易读易记,而且实用。学完字书,就转而读《孝经》《论语》。读完《孝经》《论语》经过考试,就可以就业当小吏。

  精庐、精舍,是经师大儒自己开设的学堂。汉代经师大儒满天下,这些人大都聚徒教授,而且人数众多。直接听讲的称“及门弟子”,另外还有所谓“著录弟子”,即是在经师门下挂个名不必到堂听讲的弟子。如此众多的学生,不可能由经师一人亲自授课,所以往往还有经师的高弟“以次相传”。如马融门徒四余百人,“升堂进者”即直接入堂听讲的,只有五十余人。连郑玄在门下,也“三年不得见,乃使事业弟子传授于玄”。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被“召见于楼上,因从质诸疑义”。这类私学的教育,不仅学生众多,而且有的已相当正规。如马融的讲堂,四周“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可能是在课间演奏乐舞。至今陕西扶风县有绛帐镇,据说就是马融当年讲学的地方。

  三、唐代的教育

  学校设置唐代的教育,较前代有较大的发展。突出的表现,一是学校增加,二是科目增多,三是教育制度完善。

  隋代以前,一直到汉代,国家教育都是由太常兼管。周人的司徒,也只是兼管教育。隋文帝设“国子监”,负责全国的教育事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设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国子监的首领称“祭酒”,是专职的中央教育行政官员。唐代沿袭了这一制度,中央也设国子监,负责全国的教育事业,但学校设置则有了较大的发展。唐代中央一级属国子监直接领导的学校,有六学一馆,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律学、书学、算学。

  国子学,也称国学,是专为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开设的学校,学生名额三百人。太学,限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入学,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是招收勋官官员的子弟及平民的俊异子弟的学校,名额一千三百人。广文馆,相当于进士进修班,名额七十人。律学,招收八品以下官员及平民的子弟。书学、算学:招收有专长的学生。六学一馆,均属高等教育性质。

  中央一级不属国子监直接领导的学校有两馆三学。两馆指弘文馆和崇文馆,是皇室贵族高等学校,专门招收皇帝的近亲、皇太后近亲及宰相大臣散官一品、京官三品以上官员的儿子入学。崇文馆归东宫掌管,弘文馆由门下省管理。“三学”指“崇玄学”“医学”及“小学”。崇玄学,属道教学校,归礼部领导。“医学”,由太医署领导。“小学”,属初等教育的贵胄学校,由秘书省领导。

  另外中央政府的业务部门也兴办专业学校。如司天台,培养天文、历算人才;太仆寺,培养兽医人才;太卜署,培养卜筮人才;东观校书郎,培养古籍整理人才等。这些相当于高等专门教育,是业务部门附设学校的开端。

  地方学校中归国子监直接领导的有各府的府学、各州的州学、各县的县学,相当于中等教育。乡、市有小学。不属国子监领导的学校有各府州的医学、崇玄学,相当于中等专业学校,也归中央的太医署和礼部领导。

  府、州、县学由当地长史管理,长史直属国子监管理。府州县学的学生,都有定额。设在京都的府学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的府学及上州的州学六十人,京县的县学五十人,上县的县学四十人,中县的县学三十五人,下县的县学二十人。当时全国共三百二十八个府州,一千五百七十三个县。以平均数计算,当时全国地方中等学校的学生当有八九万名。

  学校的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主要仍是学习儒家经典,但经典较前代增多,并划分为大、中、小三类。其中《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尚书》《周易》《公羊传》《?梁传》为小经。大经、中经为分科必修,小经为选修。另外还有《孝经》《论语》。国子学设博士五人,分经教授,各领学生六十人。又有助教五人,帮助教授分经教授;直讲四人,类似辅导员。太学设博士助教各六人。四门学博士、助教各六人,直讲四人。

  律学,主要学习法律、法令,兼学格式、法例等。书学,主要学习文字、书法,内容包括《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及篆、隶、草三体书法,兼学时务策及《国语》。算学,主要学习数学,包括《五曹》《九章》《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缀术》《缉古》《记遗三等数》等古医学,分医学、针灸、按摩、咒禁四门。医学门又分体疗、疮肿、少小、耳目口齿、角法五科,都以《本草》和《甲乙脉经》为必修科目。针灸门学习人体经脉孔穴之道及针术。按摩门学习按摩技术。咒禁门学习用咒禁之法驱除邪恶鬼魅。

  弘文馆,设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主要学书法。崇文馆也设学士,掌经籍图书,相当于国家图书馆,考试标准较低,“以其资阴全高,试取粗通文义”。

  崇玄学自玄宗注老子《道德经》以后创办,两京各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后改称学士,教授《道德经》、《庄子》、《列子》、《文子》等道家经典。

  府、州、县学主要学儒家经典,学生六十名以上设博士一人,助教二人;五十名以下设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能通一经者可升入“四门学”,称“俊士”。

  司天台的学校,设天文博士二人,教授天文观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设历(历法)博士一人,教授历生五十五人。太仆寺的学校,设兽医博士四人,教授学生一百人。太卜署的学校,设卜正博士二人,卜筮助教二人,教卜筮生四十五人。门下省的校书郎,有令史、典书、拓书手、笔匠、楷书等,招收学生三十人,学习校理典籍,勘正错误及其他书籍技术。

  学校的管理首先,唐代学校对学生入学的资格,有明确规定;人学年龄,有比较严格的限制。如太学一级,限制在十四岁到十九岁之间。学习的年限,国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医学都是九年,律学六年。地方学校没有年限,只要能通一经以上便可毕业。毕业以后,或者升人四门学当俊士,或者等候大比之年参加科举考试,个别也可以由州县长官委派适当的官职。

  学校有严格的学业成绩考试制度,废除了以往毕业考试合格就授予官职的办法。学业考试分三科:旬考(或月考)、岁考、毕业考试。旬考每十天考一次,分背诵和讲解两种方式。岁考,即年终考试,口问大义十条,答对八条为上等,答对六条为中等,五条为下等。参加毕业考试,必须是修业年限已满,所学课程考试及格的学生,而且俊士必须通三经,其余学生必须通二经。毕业考试国子监生由博士出题,国子学祭酒监考,考试及格后方可参加科举考试的省试。愿意继续学习的,四门学的毕业生可补入太学,太学毕业生可补入国子学。

  学校有重读与退学制度,学生岁考不及格者必须重读,参加下一年岁考。岁考连续三次不及格者,可延长至在校学习的最高年限九年。九年仍不及格,令其退学。另外太学还规定,凡学生品行恶劣、不堪教育者和请假逾期不返校者均应退学。

  学校每年放长假两次:五月一次,称“田假”;九月一次,称“授衣假”。每次一个月,学生可回家探亲。路途在二百里以外者酌情延长。逾期无故不归者令退学。除过两次长假外,学生一律要求在学校学习。学习期间每十天有短假一天,相当于星期日。

  在校期间,太学一级学生的膳食,一律由政府负担,而且也不缴纳学费,但须行“束眧”礼,即向教师送拜师礼,一般是绢三匹。

  留学生教育与私学唐代昌盛的学校教育及繁荣的经济与文化,吸收来了大量的外国留学生。当时的新罗、百济、高丽、高昌、吐蕃、日本等,都向唐帝国派遣了留学生。其中尤以日本为最多,仅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5-748),日本就向中国派了五百五十名留学生。这些外国留学生,有的来学中国历史,有的来学儒家经典,有的来学法律,有的来学天文历术,有的来学算学,也有的来学文学诗词,有的甚至能够学到兼通。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皆其佼佼者。21世纪初,西北大学博物馆征集到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为上述史实提供了有力的考古证据。发达的留学生教育,为传播中国文化及加强与各国的友好往来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私学的最大特点,与官学一样,也是科目增加,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的教学。例如江都曹宪,主要用《昭明文选》做教材,属于文学。由于他的影响,同郡的魏模、公孙罗,江夏(今湖北武昌)的李善,句容的许淹等人,也研究《文选》,形成了江南“文选派”。又如绛州(今山西新绛)的尹知章,主要讲授《老子》《庄子》。也有讲史学的,也有讲书学、算学的,等等。这些都与当时的科举、制举相适应。所以,私学实际上是官学的辅助教育。另外,私学也是学术活动的中心,流传至今的唐学术著作,大部分应该说都是私学名家的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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