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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手工业

  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早在原始社会,中国就出现了以陶器烧制为主的手工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扩展,手工业门类日渐增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艺和技术不断提高。同时,手工业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的说法正反映了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地位。

  手工业文明是周秦汉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周秦汉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几个发展时期,其手工业文明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手工业从初步发展到走向高度发达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古代手工业文明所取得的极高成就。

  一、西周的手工业

  青铜冶铸业西周手工业在商代手工业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进步。“百工”称谓以及我国第一部关于手工艺技术的专门著作——《考工记》的出现,都反映了西周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当时的手工业直接统属和服务于官府,即所谓“工商食官”。在官营手工业之外,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男耕女织的民间家庭手工业体系也已初步形成。可以说,西周手工业无论在生产部门、经营方式及管理体系等方面均奠定了后世手工业发展的基础。西周的手工业门类主要有青铜冶铸、纺织、陶瓷、漆器、玉石及舟车制造业等。下面拟先从青铜冶铸业说起。

  西周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青铜冶铸业自然成了当然最重要也是最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可知,西周王室和诸侯公室乃至一般贵族都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青铜器铸造作坊。随着大封诸侯,青铜铸造技术也传播到了全国许多边远地方。据考古发掘,在北起内蒙古、辽宁,南到江西、湖南,东起山东半岛,西到甘肃、宁夏,都有西周铜器出土。据不完全统计,仅解放后在全国各地出土的西周铜器就达数千件,其中大部分出自陕西关中地区,特别集中在于西周统治中心——周原、丰镐以及邻近地区,而又以窖藏所出为多。一窖少则几件、十几件,多则几十上百件。如1960年扶风齐家村铜器窖藏出土中友父诸器39件,1961年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窖藏出土师?诸器53件,1976年扶风法门白家村南微氏家窖藏一次出土103件,2003年,在眉县杨家村出土窖藏青铜器27件,每件均有铭文,这是空前的发现。无论就出土地域分布的广泛性,还是出土的数量及种类,西周均已超过商代,这充分说明了西周青铜铸造业的发达。

  西周青铜器主要包括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其他日用杂器,其使用已渗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切部门。尽管当时青铜器种类多种多样,但由于周公“制礼作乐”及青铜铸造业全部被王室贵族垄断,大量的吉金被用来制作礼器,礼器也因此成为了青铜器的大宗,其数量最多,制作也尤为精美。

  大体而言,西周初年的青铜器其形制、纹饰和种类与商末大致相似,在成康以后才开始形成周代自己的特点。如方彝、卣、?、觚、爵等商代常见的器形逐渐减少或消失,而钟、?、?、?、戟、剑等新器物又不断出现。器物纹饰则从繁缛趋于简易,器壁也从厚重而趋于轻巧,具有朴素而实用的特点。铭文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高度发展。与商代相比,西周铜器大部分都有铭文,且多长篇。由于铭文大多具系年记事性质,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青铜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由于地面可采集的自然铜极少,因此,青铜器的铸造必然要依赖铜矿的开采和冶炼,而大量青铜器遗物的出土,说明西周时期铜矿的开采和冶炼已经颇具规模。1973年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大型矿冶遗址为我们了解当时的青铜开采和冶炼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这个矿冶遗址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1公里,其表面覆盖炉渣达1米多厚,总重量估计达40万吨左右。估计仅在这个地方提炼的红铜,当在4万吨左右,可见其开采和冶炼规模之大。在开采方面,已有效地采取了竖井、斜井、斜巷、平巷相结合的开拓方式,并初步解决了井下通风、排水、提升、照明和巷道支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

  西周的青铜铸造已有了较为明确的内部分工。出土西周铜器最多的长安丰、镐地区,目前尚未发现大规模铜铸遗址,但长安马王村发现的存放陶范的大坑说明此地当时建有一处专门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铸铜遗址均未发现开采冶炼遗物和遗迹,而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也并没有发现铸造青铜器的陶范,是纯粹的冶炼遗址,这说明了我国商周时期的青铜铸造与采矿、冶炼是分地进行的。

  西周青铜器大多采用陶范浇铸,中后期以后,发现了一模翻制数范的方法。这种方法比商代及西周早期一模只翻一范的铸造方法要先进得多,因而大大提高了铸造青铜器的生产效率。当时也已经掌握了根据不同器物及需要,调节铜、锡比例以配制合金的技术。《考工记·六齐》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便是著名的“六齐”合金规律,它说的是六类器物应使用六种不同的合金成分。商周时期的钟、鼎等器的化学成分,经化验与此书所记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的比例相合,证明了《考工记》所记合金比例的正确性。此外,西周青铜器上的不少附件是在器身铸成以后焊接上去的,说明当时已掌握了焊接技术。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冶铜及青铜铸造等技术并非发明得最早,但中国古代特别是商周时期在青铜冶炼、铸造、合金技术等方面却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难怪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会说:“没有任何的西方人能够超过商、周两代的青铜器的铸造”。

  陶瓷业制陶业是西周一个很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此时制陶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在灰陶、白陶的基础上,发明发展了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考古发掘表明,西周的制陶业分布十分广泛,全国各地几乎都有西周时期的陶器、制陶工具及陶窑发现。代表西周制陶业最高水平的是原始瓷器。原始瓷器亦称釉陶,其质料和硬陶基本相同,只是含铁量较低。它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西周时有了较大的发展。近年来,在不少周代遗址或墓葬中,均发现了为数不少的西周原始瓷器。其中以安徽屯溪西周墓所出最为重要。此墓所出原始瓷器有碗、盂、豆、尊、?、盘等七十多件,其数量和种类均超过了商代。这些原始瓷,系用高岭土烧成,敷有黄绿或青绿薄釉,胎质结构紧密。在长安张家坡发现的瓷豆、瓷罐,胎色灰青,表面也有青色或黄绿色釉。其瓷残片经科学分析鉴定,烧成温度已达1200左右,硬度达莫氏硬标七级,已基本烧结,吸水性弱,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这种瓷器的普遍发现说明当时已熟练地掌握了高温技术,达到了制陶工艺的较高水平。根据考古发掘,长江中下游地区原始瓷的数量和种类都远较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多。这是因为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具有丰富的瓷石矿,所以,西周原始瓷首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有些学者还认为,长安张家坡等北方地区出土的原始瓷也极有可能是南方或吴越地区烧造的。

  西周的陶器仍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常见的生活用器,炊器有鬲、?、甑、鼎、尊、壶;储盛器有罐、盆、瓮、大口尊等。大多数为泥质灰陶。在原料配制上,十分注意科学原理,如饮食器多用澄滤的粘土,而炊煮器则往往?和少量的细砂,既容易传热,又能防止爆裂。

  除生活用陶外,西周时期还出现了建筑用陶以及冶铸用陶等产品,反映了当时陶器的使用范围已较商代有所扩大。建筑用陶至迟在商代早期已经发明,但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建筑用陶多为陶质水管,尚未发现砖瓦等物品。考古发掘显示,砖瓦的烧制和使用始于周代。扶风县云塘一个灰坑中发现的两块带乳钉的绳纹方砖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砖。在岐山凤雏建筑遗址及扶风召陈建筑遗址则发现了数目可观的西周早期至晚期的各式板瓦、筒瓦及瓦当。此外,在周原遗址也出土了一批空心砖和条砖。瓦的出现,解决了屋顶的防水问题,促使中国古代建筑脱离了“茅茨土阶”的简陋状态而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说明当时的建筑业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制陶手工业也已取得了突出的发展。

  纺织业纺织是中国最早发明的手工业部门。西周时期的纺织业,从原料培育、加工,到缫、纺、织都有了很大提高。

  当时的纺织原料主要为植物纤维和动物纤维。植物纤维主要有大麻、苎麻、葛三种。《诗经》中有关葛的种植与纺织的记载多达四十多条,说明葛是当时最普遍的纺织原料。动物纤维除毛纤维外,还有丝纤维——特别是家蚕丝纤维。陕西扶风、辽宁朝阳出土的一些西周丝织品,经分析化验,都是家蚕丝制品,即是明证。

  在纺织技术和工具方面,西周时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文献及出土纺织品遗物推测,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手工机械,如加捻机械、提花机、罗机等。

  西周织物品种繁多,做工精细,尤以丝织品最为突出。其组织复杂,色彩艳丽,极为精美。见于文献记载的丝织品主要有绢、癆(纱、沙)、纺、?、缟、纨、绨、罗、绮、锦,它们多数都得到了考古实物的印证。这些不同种类的织物,反映了不同的织造工艺、组织结构以及不同的产品风格和用途。

  西周时期,织物的染色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染料的选择、培育、加工,到丝麻的精炼和染色,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艺,古文献中对此有较具体的记载。当时的染色工艺有两种,一是草染,即利用植物性染料来染色。二是石染,即利用矿物性颜料来涂染。石染发明较早,所用颜料主要有赭石、朱砂、磺、石绿、胡粉、蜃灰等,这些颜料不仅可用于涂染织物,且可用于织物的绘画。草染的使用是西周时期的一项重要技术成就。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的染草主要有靛蓝、茜草、紫草、荩草、皂斗等。染色一般在夏秋进行,基本操作是多次浸染,这种方法至今仍在使用。正是由于染色工艺的发展,才使得西周的各类纺织品显得更加绚丽多彩。

  漆器制造业中国古代的漆器技术约发明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周时期的漆器制造业是在继承商代漆业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数量和种类均比商代有所增加,工艺也有所发展。

  西周漆器品种主要有癇、觚、壶、簋、豆、杯、盘、俎等,以豆居多,主要作为礼器使用。目前在全国十多个地方都出土过西周漆器,有的仍保存较好,使我们在3000年后,仍能一睹其当年风采。

  西周漆器的胎质均为木胎。一些形状简单的器物多先用整块木料剜凿而成粗坯,再精加工而成。器形较大或较为复杂者,常先分别加工成器身、器耳、器底等部件后再粘接在一起,与青铜器分铸法相似。

  西周漆器的髹漆工艺已很复杂。除主要采用朱、褐、黑三种颜色进行彩绘装饰外,还出现了精美的镶嵌、贴金箔等比较复杂的工艺。

  骨器制造业所谓骨器,包括骨器和牙器,是指用动物的骨牙为原料制作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和装饰艺术品。其出现可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

  西周骨器种类很多,主要有铲、刀、锥、针、鱼钩等生产工具,锹、矛等兵器,簪、梳、勺、匕、叉等生活用具,珠、管、环等装饰品以及骨雕的人物和各种动物等艺术品。这些器物常被当作随葬品与其它随葬物伴出。

  考古发掘不但出土了大量西周骨器,同时还发现了不少当时的骨器制造作坊,为全面了解西周的骨器制造业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陕西长安沣西和扶风周原等地的西周遗址中都曾发现了骨器作坊遗址。在沣西张家坡西周早期骨器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骨质箭镞半成品,同时还发现鹿角、其它兽骨以及砺石等生产工具,证明此地是一处初具规模的骨器作坊。扶风云塘村则发现了一总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的大型骨器作坊遗址。

  制车业和玉石制造业西周时期的制车业和玉石制造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从文献记载看,周人对车制十分重视,车在周人的日常生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西周车的种类很多,计有兵车、田车、乘车、大车、羊车等,乘车中又有辂、缀辂、先辂、次辂之分,且还出现一种用于攻城摧坚的冲车。西周车的遗物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房山琉璃河、山东胶县、甘肃灵石等地都出土过。根据对出土实物的综合考察,西周的车均为木制,两轮独辕(睤),车箱作方形,在后面开门,衡上结轭,以驾辕马,车辕后端压在车箱下面的车轴上,辕尾稍稍露于车后。车轮直径多为120-140厘米,辐条18-24根。制造一辆车,要有木工、金工、漆工、皮革等许多工种的密切配合协作,才能完成。“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说明当时的车辆制造是一项分工十分精细的综合性手工业部门。

  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大量玉石制品说明,西周的玉石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西周玉石制品多出自墓葬中,尤以大中型贵族墓出土的数量最多,这一点与玉器主要被当作礼器使用有关。除琮、璧、圭、璋、璜等礼器外,也有不少玉石实用器皿和装饰艺术品。

  二、秦国和秦王朝的手工业

  青铜器制造业秦的手工业门类设置较为齐全,且规模巨大,主要包括铜器制造业、冶铁业、制陶业、漆器制作业、纺织业、制盐业等。除国家直接经营的官营手工业外,秦的私营手工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尽管秦的手工业无论在门类设置和经营管理手段上均继承了周代,但在生产技艺上却比周代有了长足的进步。秦手工业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整个秦物质文化史乃至中华文明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下先谈谈秦的青铜器制造业。

  秦立国较晚,其青铜制造业的出现也晚于其他诸侯国。但由于秦人是在西周故土上发展起来的,直接继承了周人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所以其青铜器制造业起步虽晚,但发展速度却很快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近几十年来在陕西关中和陇西等数十处地方出土的秦国青铜器,全面反映了秦国青铜器制造业的兴盛。如陇县边家庄一号秦墓中一次就出土了包括礼器、兵器和车马器在内的青铜器66件,1978年宝鸡县杨家沟一窖藏中出土的秦武公时期的大型青铜器8件,其造型魁伟、花纹秀丽、制作精美,丝毫不亚于同时期其他诸侯国的青铜器,证明秦国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已经赶上了时代的先进水平。1974年,在陕西凤翔秦都雍城遗址先后发掘出了64件造型大方、体制壮观的大型青铜构件“金癉”。将如此巨大精美的青铜构件施于建筑物上,目前在同时代其他诸侯国的各种遗址中尚未发现,其上雕刻的蟠螭纹也是西周器物上所没有的。此外,战国晚期还出现了鍪、蒜头壶等富有特色的典型秦器。说明秦的青铜制造业已逐渐摆脱了周人的影响而走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与西周相比,秦的青铜器使用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和改变,即青铜礼器减少而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建筑构件等大量出现。特别以兵器的数量最大,仅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所出的剑、钩、戈、矛、戟、铍、弩机、矢等青铜兵器就达数万件。秦的青铜兵器大都是由栎阳、雍、咸阳等地工匠或寺工等中央机构铸作。地方各郡也普遍铸作兵器,以上郡所造为多。为了确保生产数量与质量,秦兵器上大多镌刻有生产年代、产地与监造者名,有时还有主造者寺工(或工师)名和工(匠)名,即所谓“物勒工铭,以考其诚”。这说明秦的兵器制造有一套严格而细密的管理制度。

  在青铜铸造工艺方面,秦人更是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癊,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的记载推断,秦人铸造大型铜器的水平已经相当纯熟和高超了。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就是对此最好的反映,如二号铜车马体积大,结构复杂,全车由3462个零部件组成,总重量1245公斤。其组装方法采用了铸接、焊接、子母扣连接、活铰连接、套接、铆接、销钉连接等多种工艺。全车共有各种接口3962处,其中活性接口3171个,铸接、焊接、套接的接口609个,带纹接口182个,各个部件连接点的交接关系都交待得十分清楚,与真车没有差异。铜车马在填土中埋葬已达两千年之久,修复时居然大部分接口都牢固如初。对于铜车马的金属冶铸加工技术,即便现代的焊接专家也不得不由衷地称赞其结构复杂、技术先进、设计科学。可以说,秦陵铜车马不但反映了秦人青铜制造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而且也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制造技术的最高水平,堪称中国古代“青铜之冠”。秦国的兵器制造技术也达到了古代青铜兵器铸造史上的高峰。如秦俑坑内出土的青铜兵器虽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但在出土时仍不蚀不锈,光耀夺目,锋利如新。经分析测定,这些兵器已经过铬盐氧化处理,极大地增加了防腐抗锈的性能,而这种铬化技术在德国和美国,分别在1937年和1950年才正式列为专利。可见秦的青铜铸造技术之先进。

  此外,从出土秦律看,秦官府手工业作坊的器物制造,已经提出了某种程度的标准化要求。如秦律规定“为器物同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铜车马零部件的制造就是依照秦律的规定进行的,它们具有相当严格的规范性和互换性。秦标准化意识的出现,反映了秦政府对实用技术的重视和秦技术文化的繁荣。

  冶铁业秦国是春秋战国时期较早掌握的冶铁技术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从《诗经·秦风·驷睧》中的“驷睧孔阜”的记载看,秦国早在春秋初年就可能已学会了锻铁技术并开始使用铁器。考古发掘资料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在陕西长武县一春秋早期的秦人墓中就出土了一件铁匕首,甘肃灵石县景家坪村一春秋早期或中期的秦人墓中也发现了一把铜柄铁剑。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中所出土的一批锻造的铁铲、铁癋、铁斧等农具表明,至迟在春秋中期,秦国已开始用铁来制造农业工具。但当时秦国的铁器制造规模较小,铁器制造业并不发达。

  战国中期以后,秦的冶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器的数量和种类大量增加,工艺技术不断提高,应用范围也日益广泛。铁器制造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生产部门已与青铜制造业平行发展。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不断有这一时期的铁器出土,除癋、镰、锤、锛、斧等生产工具外,还有釜、剑、矛、削等生活用具和兵器。特别是1974年至1975年在陕西大荔朝邑北寨子204号战国墓中所出的一件高达23.6厘米的弦纹铁鼎,其反映出的工艺,较之楚鼎并无逊色。

  从出土秦律看,秦及秦王朝不但专门设有“左采铁”“右采铁”等主管冶铁事务的官吏,而且还出现了有关铁器使用的法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厩苑律》规定:“癎(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此外,秦律中还有对采铁、冶铁的考课以及铁器供应和使用方面具体而细致的规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铁器广泛使用的情况及铁器制造业的发达,秦的冶铁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但以官营为主,私营冶铁业在诸多方面都受到限制。在秦都咸阳等地曾发现了属于秦中央官府的冶铁作坊遗址。这些作坊一般都有较大的工作场地和配套设备,其冶炼的工艺也形成了系列化。

  秦国及秦王朝冶铁业的发达,是同秦国境内有大量的铁矿山分不开的。据《山海经·五藏山经》记载,当时全国产铁之山共有37处,现仅有15处确知其地,而其中属于秦地的就有6处。尤其是取得巴蜀之后,铁矿资料更加丰富,为秦冶铁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金银器制造业西周中期,我国就已出现了黄金冶炼技术,由于冶银技术较冶金技术要求更高,因而银器制造的出现也较金器出现得晚。大约到战国时期才出现银器制造业。

  秦国的黄金制造手工业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不论是黄金制品的数量还是从造型、工艺水平上看,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目前,在秦都雍城地区的马家庄宗庙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和凤翔西村战国墓中已发现秦国黄金制品百余件,另外在宝鸡益门村秦墓更是发现了大量秦金银器。主要有金带钩、金节约、金方策、金虎、金串珠、金泡等,此外,一些铜铁器的柄部也饰有金柄。其制作年代属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除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一件金箔系锻打之外,其他所有金器全是铸造成型,明显受到当时青铜铸造工艺的影响。这批金器种类丰富,工艺精湛,豪华富丽,充分显示了秦国黄金制造业的非凡成就。

  秦统一后,除黄金制造业外,还出现了银器制造,但以金器制造为主。金器制造可能是由寺工领导下的官府作坊来进行。此时的金制品已由礼器和装饰品向实用器发展,主要是一些大型车马的部件和附件,很少有实用生活器皿。如仅秦陵二号铜车马的零部件中就有金制件737个,银制件983个。秦俑坑的五个探方内也出土有金节约、金泡等。在山东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墓中,还发现了一件制作于秦始皇三十三年的刻花鎏金银盘,说明秦代已开始制造金银器皿。根据对出土实行的研究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造业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制陶业制陶是秦人一项很普及的社会手工艺,也是秦人的一个主要手工业生产部门。

  秦的制陶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以官营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为大。有人仅从始皇陵附近出土的砖瓦陶文中,就已经找出工师名70余个。假设每个工师主持一个窑场,每个窑场平均按150人计算,总人数可达10500人,可见规模之大。

  从全国各地发现的大量陶窑遗址看,秦的制陶业是相当发达的。通过对咸阳制陶作坊遗址的调查发掘发现还可看出,当时的陶器是划区制作的。如滩毛村南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大量的陶窑、窖穴、制陶工具和陶器,是一般陶器作坊,而窑店北的六国宫殿区附近则分布有很多烧造砖瓦的遗址,应是专门烧造砖、瓦等建筑材料的作坊。划区制作,说明当时制陶业内部已有了较细的分工。同时,各种陶器作坊的产品也以不同的陶文戳记作标识。

  秦的陶器种类多、数量大,春秋早期至战国早期以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和随葬的明器为主,包括鬲、?、盆、盂、罐、壶等,大多仿铜器造型。战国中期后,明器逐渐减少,实用器大量增加,出现了一些具有典型秦人风格的器物,如茧形壶等。此外,陶质建筑材料也大量出现。到了秦代,陶质生活用器逐步被金属器取代,除民间制陶作坊继续生产一部分生活用器外,官营制陶作坊已经发展成为专门生产建筑材料和大型陶塑的新型制陶手工业门类。瓦当当面上,多饰有云纹、植物纹和动物纹,具有很高的装饰和观赏价值。用于制作地下水道的陶管道均制作得一头大一头小,以便鱼贯套接。这说明,当时的制陶业在规范化和系列化方面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除建筑制陶外,秦的陶塑制作也十分发达并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所出的大量陶俑及陶马,充分反映了秦代陶塑工艺的卓越技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共有各类陶俑七千多件,战车百余辆,战马百余匹。这批兵马俑形体高大,却塑造得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如果没有高超的造型技巧和烧造技术是根本不可能制作出来的。

  漆器制造业秦国是中国古代生漆的重要产地之一。其漆器制造业在商周时期工艺技术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漆器风格也与以前有所不同。最具代表性的是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内出土的一批漆器,有几案、漆盒、漆勺等。保存较为完整的漆器均为木胎质,从另外一些残片看,还有部分为夹癏胎质。其底色髹黑、红两种颜色的漆,然后再绘出橙黄、红和黑色的各种几何图案。战国时期,秦的漆器制造业已相当发达,出土漆器的数量也大量增加。如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十二座秦墓,共出漆器186件,1977年发掘十座秦墓,出土漆器168件(有少数是汉初的),品种达二十种以上,以生活用具为多,主要有圆盒、?、奁、扁壶、耳杯、笥、勺、匕等。它们大多造型精致,花纹优美,漆色艳丽,是不可多得的秦代漆器珍品。

  秦统治者对漆器制造极为重视。官府中不但有专门的漆工和髹工,而且还制定了不少法律以保证漆器的正常生产。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规定:漆园评为下等,要对漆园负责人啬夫及县令、丞都加以处罚。

  纺织、制盐、皮革业及舟车制造业早期秦国的纺织业基本上继承了西周时期的传统工艺。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纺织品主要发现于秦公一号大墓内,既有丝织物,又有麻织物。战国晚期后,秦的纺织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丝织品的种类除了绢、纱外,还有锦等织作工艺较为复杂的复合织物,且已出现了毛织品。在诸多纺织品中,蚕丝织物所占的比重最大。咸阳秦宫殿遗址曾出土了少量丝、绸、绢、锦和麻布残片。从已碳化的丝绸残片上仍可看到精美的几何样图案和经纬编织纹,说明当时的织造技术已相当精湛。

  秦国统治时期,由于关中闭塞,盐的来源受到限制,当时秦人的用盐以本地所产岩盐或池盐为主。秦统一后,制盐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全国的盐产品相互流通,大大缓解了秦国本土用盐的紧张局势。秦时未设置专门的盐官。

  皮革主要用来制甲。秦军将士的甲衣由皮革、金属缝合而成,其护胸、背皆为皮革。《睡虎地秦墓竹简·效律》规定,官府收藏的皮革,如果被虫咬坏,要处罚主管官吏,可见秦政府对皮革业是极其重视的。从战国时期秦有“带甲之士百万”的情况看,秦的皮革制造业当是相当发达的。

  秦人对舟车制造极为重视。《华阳国志·蜀志》载,公元前308年,秦国派遣“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人,大舶癑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说明战国时期秦的造船业已有相当规模。1974年在广州发现一处始建于秦并一直沿用汉初的大型造船工场,其规模之大、整体布局之合理、生产设施之完备,均反映当时的造船技术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先秦时代,各诸侯国拥有战车之数量是衡量其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秦国是当时少数几个拥有战国千乘的国家之一,足见其制车业已处于战国前列。秦统一后,制车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三、两汉的手工业

  纺织业两汉时期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手工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突出表现为生产规模扩大,生产部门更加齐全,各部门内的分工日益细密,生产技术不断提高并在许多领域达到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两汉的手工业门类主要有纺织、冶金、漆器制造、舟车制造、制盐、酿造等,其中纺织业是当时最普遍、最重要的一个手工业部门。

  西汉的纺织业分为官营和民营两种。西汉官府纺织机构是设于长安的东西织室,由少府管辖,属官有东织、西织令丞,每年经费达数千万之巨。东汉时仍置织室,少府之下设织室丞具体管理。官营作坊一般规模庞大,但品种仅限于高档的丝织品。

  民营纺织业在西汉时极为发达,可分为大工商者经营的纺织业和小农家庭纺织业,其产品的种类、档次繁多,除满足自己需求外,余皆作为商品出售。文献中两汉皇帝动辄赏赐臣下数量惊人的纺织品的记载表明,当时纺织品的数量是相当巨大的,因而纺织业也是极其兴盛和发达的。

  西汉纺织品原料有丝、麻、葛与毛等,以丝和麻为主。

  汉代丝织品产地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其中尤以齐郡(今山东省中部一带)和陈留襄邑(今河南睢阳一带)最为著名。“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以及“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等说法,都反映了齐郡、襄邑等地民间纺织业极度发达的情况。齐郡和襄邑是汉代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其产品一部分被商贾转销它处,一部分被官府征收。除私营纺织作坊外,汉代中央政府还在齐郡、襄邑设立了三服官,直接经营规模宏大的官营纺织工场。两汉皇室所需用的大量高级丝织品就主要来自这些地方。蜀汉地区则是当时另一个最重要的纺织品产地。其地的麻纺织品,在西汉时就颇有名气,不但居延汉简中有关于“广汉八癒布”的记载,而且张骞出使西域时还在大夏见到过蜀布,说明蜀布不仅在国内广为流通,甚至还远销到了国外。

  汉代是我国古代纺织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当时已广泛使用了一些先进的纺织工具。如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上均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纺织工具的不断革新和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代纺织技术的提高。从马王堆出土的丝织品可以看出,早在西汉初年就已能织出相当华美、工艺技术要求极高的产品。如马王堆一号墓所出素纱?衣,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却仅重49克,真是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据研究:其素纱纬丝拈度,每米一般为2500-3000回,已接近目前电机拈丝每米3500回之数,素纱的单丝条份仅10.2-11.3但尼尔,同近代缫出的最精细的纤度十分接近,这充分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织作技术。上述考古实物有力地说明了西汉时期的“纺织工具与技术确已发达到了很高水平,远远跨到了当时世界上任何文明国家和民族的前列”。

  据《三辅黄图》记载:“未央宫有暴室,主掖庭织作染练之署。”说明西汉时在政府中设有主管织物染色的机构。在染料使用上,当时所使用的植物染料与矿物染料的品种比战国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加,织物色调也有了扩展。仅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的颜色就达二十多种,显示出对颜色调配和运用的技巧已相当纯熟了。

  冶铁业冶铁业是汉代规模最大的冶金手工业生产部门。两汉时期,由于越来越多的铁矿被发现、开采以及冶铸技术的进步,冶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铁器的种类和数量比战国时期都有显著增加,除农具和兵器外,大量的手工工具和日常生活用具也用铁制作。铁器的广泛使用,已逐渐取代了铜器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即《盐铁论·水旱》所谓“铁器,民之大用也”。

  汉代的冶铁业自汉武帝始实行国家专营。郡国出铁者设置铁官长,不出铁者设置小铁官。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设有铁官的郡县达四十九处。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发现了三十多处汉代冶铁遗址,其中有十八处在今河南省内,表明河南是汉代最重要的冶铁中心。

  汉代冶铁作坊数量多、规模大,占地面积少者数万平方米,多者达数十万平方米。如临淄故城几处汉代冶铁遗址的面积合计达四十多万平方米,比已知的当地战国冶铁遗址大八至十倍。各个工场之间的生产重点也有所不同,有的以冶为主,有的以铸为主,有的则冶铸兼营。从考古发掘看,各冶铁作坊的配套设施相当齐全。表明汉代的冶铁从采矿、选矿、冶炼、铸炼、铸造到铁器的热加工处理等方面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生产程序。

  汉代冶铁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冶金工艺技术的提高。中国古代重要的钢铁冶铸加工技术,大部分在西汉时已经达到成熟水平。在采矿方面,当时已能根据不同的矿床采取不同的、合理的采掘方法。在冶炼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高炉炉体的扩大,鼓风设备的改进以及石灰熔剂的使用等,为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创造了条件。炼钢和铸造技术更是取得了空前的进步,现代铸铁的主要品种在汉代都已出现。根据对汉代冶铁遗址所出铁器的金相学鉴定分析,在西汉就已出现了彻底柔化处理的铁素铁基体的黑心可锻铸铁,欧洲直到18世纪才使用这种技术。特别是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的一件铁癓,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及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此外,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炒钢法在汉代也已出现,说明汉代的冶炼技术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冶铜业两汉时期,由于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青铜冶铸业的地位虽然相对下降,但仍是当时的一个主要手工业部门。

  汉代铜器制品主要为各种日常生活用具,如饮器、水器、炊器、食器等类。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汉代铜镜是各种日用器物中数量最多的,说明铜镜是当时使用最广泛的铜器。

  汉代铜器制造业分官营和私营两种。

  铸造钱币是汉代私冶铜业的重要产品,也是耗铜量最大的产品。秦统一全国后,下令废除原东方六国的货币,全国统一使用秦国使用的方孔圆钱,对新货币的大量需求,极大地促进了铸钱业的发展。汉初,除中央政府大量铸钱外,也允许诸侯王国及富商豪民自行铸钱,时有“即山铸钱,富埒天子”的诸侯王,又有“以铸钱财过王者”的富商。官私铸钱业的生产规模均极为可观。汉武帝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后,官营铸钱业更是得到了急剧发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就二百八十亿万余。”仅一百二十余年就铸这么多钱,平均每年铸钱两亿三千多万枚,耗用铜材当在千吨左右,可见铸钱业的生产规模之大。当然,这也反映了当时铜矿开采和冶炼等方面的兴盛与发达。

  汉代的冶铜业尽管在生产规模等方面不如冶铁业,但在冶铸技术上仍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人类早期冶铜所用原料主要为自然铜和氧化矿,而汉代时已开始使用硫化矿炼铜,扩大了冶铜的原料范围。铜器铸造方面的高超工艺则在铜镜上多有反映。如现存上海博物馆的两面西汉时期的透光镜,其外形与普通汉镜一样,但当其光亮的镜面对着日光或其他光源时,墙上就会反映出镜背上的纹饰和铭文。这说明当时已在铸造过程中,发现了由于应力所产生的“透光”现象并掌握了必要的研磨技术。

  金银器制造业汉代金银器制造业是从传统的青铜制造业中脱离出来的一个新兴手工业部门。

  从文献中两汉皇帝动辄以千斤、万斤计的黄金赏赐臣下的记载看,汉代金银产量是相当大的,这为金银器的大量制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出土的大量汉代金银器表明,当时的金银器使用已较为广泛,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制作工艺,均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除大量金银饰品外,主要还有器皿、钱币、车马器、带钩、金印、金银针等等。由于金银器极为贵重,其拥有者和使用者也仅为皇室和上层贵族。

  从出土实物看,汉代金银器的制造工艺已脱离了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与先秦时期的器物成形方法相比,汉代多以锤揲、焊接法成形,范铸成形者减少。

  漆器制造业漆器制造业在汉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出土漆器的品类、数量、分布地域和制造工艺等各个方面,都可说明我国古代漆器在汉代达到了鼎盛时期。

  汉代漆器种类繁多,以生活用具最多,主要有杯、?、奁、盒、盘、几案、壶、鼎、钟、盂、钫、匕、勺、?、匣、筒、屏风等,此外还有漆兵器、漆乐器等。汉以前的漆器多为小件礼器,至汉时则出现了不少大型漆器,如高达几十厘米的漆鼎、漆钫、漆壶等。汉代漆器的出土地点很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反映了当时漆器使用已十分普遍,漆器制造业极为发达。其中最有名的是1972年至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这里一、二、三号墓内共出土漆器七百多件,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全、制作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考古发掘的大中型汉墓中,生活用具类漆器的品种和数量往往超过了同类青铜制品,说明漆器已经逐渐取代了青铜器的地位。东汉时期,由于青瓷的出现,漆器的使用相对减少,考古出土的东汉漆器也比西汉少。

  汉代漆器有竹胎、木胎、夹癏胎、铜胎、皮胎、牙骨胎等种,而以木胎和夹癏胎为主,其制作方法主要有旋制、剜制和卷制。汉代的漆器的装饰手法,以彩绘为主,但多有创新,所用颜料,有的调油、有的调漆,所以历久不脱,色泽鲜艳。特别是一些梳妆用品,已运用黄、绿及金银色等,使之更加华美。此外,铜扣技术和金银平脱等工艺也在汉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创造了堆漆、戗金等技法。从考古实物看,汉代漆器大多设计精巧,结构合理,纹饰优美,镶嵌华丽,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而且也是不可多得的工艺珍品。如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的漆器上,因嵌有艳丽的玳瑁、云母、金银箔、鸡血红玛瑙和白玛瑙,而使精美的漆器更加绚丽多彩。

  汉代漆器生产分为官营和民营,以官营的生产规模为大。舟车制造业汉代舟车制造业的生产规模明显扩大,产品数量迅速增多,制造技术也有显著进步。

  舟、车是汉代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关于其使用情况,文献及考古资料多有反映。如《汉书·沟洫志》载汉武帝时,一次便调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艘”。除运粮漕船外,各类战船的数量也极其巨大。元鼎年间,汉武帝为征南越,出动了“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各类船只使用的盛况,充分反映了当时制船业的发达。

  造船技术在汉代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1974年在广州发现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看,汉代造船业已经规范化、专业化,可以大量生产各种不同规格的船只。据有关学者研究,当时已能建造宽6-8米,长20-30米,载重数10吨的大型木船。在船体设计方面已经考虑到如何减少流水阻力以提高航速的问题。此外,橹、舵、癕及风帆等设备已普遍使用,极大地提高了船舶航行速度、准确性和停泊时的稳定性。综合文献资料及考古资料可知,我国古代船舶的各种主要设备在当时即已基本齐备。

  制车业在汉代也同样取得了显著发展,其突出表现为车辆数量的空前增长。史籍中曾经常提到发车几千甚至数万辆用于战争或运输的事情。如汉武帝时,匈奴浑邪王归附,“汉发车三万辆迎之”。足见当时车辆使用之广泛与普及。

  汉代车的种类极多,名称繁多,难以遍举。封建国家和皇室用车,多由官营作坊经营。皇室乘舆车辆由少府属下的尚方令主管建筑,封建国家所需的其他车辆则由工官负责制作。地方官府也可造车。此外,民间私营制车也比较普遍。

  两汉车辆从形制到装置技术均有很大发展。如先秦车一般都是两轮单辕,汉代则出现了四轮和独轮车“鹿车”。双辕车约始见于战国早期,但使用未广,至汉时,则已广泛使用。1954年,在山东永济薛家崖还出土了三件我国最早的铜制滚珠轴承。这些均反映了汉代制车技术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制盐业两汉时期,人们对食盐非常重视,视之为“食之急者”“国之大宝”。因此,制盐业也成了当时受到特殊重视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汉初制盐业主要由私人私营,其生产规模很大,往往“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许多人也因此而富比王侯。如“猗顿用癗盐起,……与王者埒富”,东郭咸阳“齐之大煮盐,……治生累千金”。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产盐的郡县设置了三十五处盐官,负责盐业专卖事务。

  汉代的盐包括海盐、池盐、井盐、岩盐数种。

  当时的制盐方法分为煮与晒两种。煮盐法是将咸水蒸浓煎制而成,是当时最普遍的制盐法。其生产工具是铁制牢盆。《隶续》中收有两件汉代铁盆的铭文,一件注明“三百五十斤”,另一件注明“二十五石”。据陈直先生考证,此二盆即煮盐所用的牢盆。文献及考古资料还显示,西汉时已开始利用天然气作为煮盐的燃料。如《华阳国志·蜀志》载,临邛县有“火井”,“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取井水煮之,一斛(卤)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此外,在四川出土的一块汉代画像砖上,也有用天然气煮盐的场面。上述材料表明,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已开始利用天然气,是世界上最早开凿天然气井和利用天然气煮盐的国家。

  酿酒业酿酒业是两汉时期规模较大的食品加工业。由于农业的迅速发展,两汉的酒业发生及酿酒技术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两汉的酒业生产也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类。官营酿酒业由少府属下的太官、汤官主管,负责生产皇室所需之酒。《汉旧仪》载:“太官主饮酒,皆令丞治,太官、汤官奴婢各三千人”。说明官营酿酒业的规模是相当大的。一些贵族、官僚之家也自家酿酒。

  酒类品种大量增加,是汉代酿酒业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秦汉以前的酒名,史籍中记载很少,秦汉之后,酒名大量出现。根据所用原料、配料、酿造时间及方法的不同,同一种酒有多种不同的名称。

  酿酒技术在两汉时也有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造曲技术的进步。如只用曲而不用睩的“复式发酵法”在汉代酿酒中已普遍使用。这种方法是古人酿酒生产的一项重大发明,至今仍在一些酒类生产中沿用。2003年,在西安北郊考古发掘中发现了26公斤西汉美酒,为我们深入了解秦汉酿酒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四、唐代的手工业

  铁器、铜器制造业唐代的手工业门类主要有金银器制造业、铜器制造业、铁器制造业、纺织与印染业、陶瓷业、制盐业、制茶业、造船业、造纸业与印刷业等。与汉代相比,不但分工更细、门类更全,商品生产的比重也明显增加。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唐代几乎在手工业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兹先将铁器与铜器制造业两个唐代最重要的金属铸造部门略作介绍。

  唐代的官营铁器和铜器制造均由少府监下“掌熔铸铜铁器物之事”的掌治署主管,但当时的铜铁制造业尤其是铁器制造业并未广泛实施官营。

  由于瓷器和漆器的大量出现并广泛使用,导致了唐代铜器制造业在总体上的衰落。当时的铜器制造主要是铸钱和铸镜。铸钱业由政府垄断。武德四年(621),唐朝开始铸造新币“开元通宝”。随着货币需求量的增加,铸钱业也日渐发展。开元时仅铸钱70炉,到天宝年间已增至99炉,每年铸钱达三十二万七千贯左右。但由于铜产量有限,铸钱业也因此受到很大限制。为此,唐政府多次颁布了禁止铸造铜器的禁令,但实际上收效不大。铜镜的铸造则官私均可。由于唐代禁止铸造铜镜以外的其他日用铜器,以及当时社会上盛行以铜镜作为献礼和馈赠之风,极大地促进了铜镜制造业的发展和兴盛。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唐代的铜镜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制作工艺均远远超过了唐以前的任何朝代。扬州和并州是当时全国的制镜中心,尤以扬州最为重要。

  金银器制造业金银器制造业自两汉时从传统的青铜铸造业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手工业门类,到唐代时已发展到了顶峰阶段。

  由于矿冶技术的进步,唐代金银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为金银器的大量制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上层社会崇尚奢华、服食金丹之风流行,则直接刺激了金银器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从文献记载看,金银器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但皇室贵族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皿大量使用金银器,皇帝赏赐大臣、外国使节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吏向皇帝贡奉,金银器也是最重要的物品之一。如唐文宗曾一次赏赐翰林学士王源中二十四口金碗,而淮南王播则一次就向文宗进献了“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了270件金银器,据考证,这批器物全是盛唐时期癘王李守礼家遗物。一个皇族即拥有如此众多的金银器,那么当时金银器之盛行及制作量之大,便可想而知了。由于使用金银器太盛,劳民伤财,唐代在玄宗、文宗时曾下过禁断金银器的诏令,但未能认真执行。从考古资料看,目前全国各地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已达一千多件,比唐代以前各朝代所出金银器的总和还多出几倍,这也充分证明了唐代金银器制造业的发达。

  唐代金银器不但数量大,而且种类也全。主要有食器、饮器、药具、杂器、装饰品和宗教器物等。以饮食器等生活器皿数量最大,制作最精。这也是唐代金银器与先秦及两汉金银器的最大区别。

  唐代金银器的制造分为“官作”与“行作”两类。官作即官营作坊。行作即民间私营作坊。

  唐代金银器最重要的制造中心是首都长安及其附近地区。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已出土唐代金银生活器皿600余件,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就出自这一地区。特别是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270余件和1987年在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21件金银器最为著名。这两批金银器不但数量大、品类全,而且制作精湛,价值极高,充分显示了唐代金银器制造的最高水平。中晚唐时期,南方的金银器制造迅速发展,以镇江、宣州、扬州等地为主的江南地区已成为除了首都长安以外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金银器制造中心。1982年在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一次就出土了950件各种银器,足以反映南方金银器制造业的发达。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的金银器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制作工艺等都受到了中亚、西亚金银器的强烈影响,因而出现了不少中西合璧或异域色彩浓厚的器物,这一点与当时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极其频繁的中西文化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唐王朝以其博大的胸怀大量接收了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不但促进了金银器制造业的繁荣,使唐代金银器更加多彩多姿、绚丽迷人,同时也最终造就了唐文化的辉煌和灿烂。

  纺织与印染业纺织业在唐代手工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实行租庸调法,户调主要征收丝织品,丝绢等还常常作为流通领域中的货币使用,同时丝织品又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品,这些都极大地促进唐代纺织业的发展与兴盛。

  唐代纺织品包括丝织品、麻织品、棉织品和毛织品等。以丝制品最为重要,其品种花式极多。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和甘肃敦煌的莫高窟等地发现的大量唐代丝织品不但证实了丝织品种类的丰富,而且还显示了唐代高超的纺织技术。如1968年在阿斯塔那唐墓中所出的花鸟纹锦,主题花纹是五彩大团花,周环以飞鸟、散花,锦边为蓝地五彩花卉带。布局紧凑、协调,色彩鲜艳,花鸟形态生动逼真,乃是唐锦中之佳品。

  从产地来看,丝织品由于是各道向中央缴纳的主要贡物,因此产地分布十分广泛。安史之乱以前,河北定州和河南一带是丝织业的中心。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进贡一千五百多匹。天宝以后,南方丝织品迅速发展并在唐代后期超过了北方。吴越是当时江南地区的丝织中心。

  陶瓷业唐代是古代陶瓷业发展的辉煌时代,即《陶录》所谓“陶至唐而盛”。三彩器物的大量出现和瓷器的大量烧制是唐代陶瓷业发展的突出表现。

  据《唐六典》记载,唐代的陶器制作由将作监所属的甄官令主管。由于瓷器的广泛使用,生活用陶已很少使用陶器,因而当时的陶器制作便以各种三彩明器为主,即“唐三彩”。所谓三彩是指器物表面的三种釉色,以黄、白、绿三种颜色为主。三彩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俑,另一类是种类极多的器物。目前,全国各地均有唐三彩出土,尤以西安和洛阳两地出土最多。由于唐三彩大都造型生动,色彩鲜艳、瑰美华丽,因而被视为古代陶塑工艺的精品,极为世人所重。

  唐三彩是铅釉技术达到娴熟后,在铅釉内掺和少量铁和钴的氧化物,掌握一定的烧造技术后才烧制出来的。唐三彩的烧造成功标志着我国古代制陶技术的新发展,它不但对后世宋三彩、辽三彩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对明清时期的釉上彩、颜色釉瓷器也有启迪作用。特别是钴料的应用为我国青花瓷器的创制奠定了基础。

  在唐代,制瓷业已从制陶业中脱离出来,成了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其产量、产区、品种样式都有了巨大的发展,瓷器也与金、银、漆器等一样,成了日用品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根据考古发掘,在今河北、河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都有唐代瓷窑遗址发现,说明唐代的制瓷业分布十分广泛。由于瓷器产区日广,各地区出现了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故开始在窑前冠以地名,如越窑、邢窑、岳州窑等。

  唐代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南方盛产青瓷,北方盛产白瓷,故有“南青北白”之说。从制瓷业的分布看,则有南盛于北的特点。青瓷以越州所出最为有名,如“茶圣”陆羽就从饮茶的角度将越州瓷碗列为上等。越窑烧制的青瓷胎质薄、莹润如玉、雅致瑰丽。1987年在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16件越窑青瓷器秘色瓷,使人们得以一睹秘色瓷之风采。这批秘色瓷大多釉面青碧,晶莹润泽,如宁静的湖面一般清澈碧绿。越窑产品不但质量高,而且产量也大,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初一直是青瓷生产的最大窑场。与越窑齐名的则是北方烧制白瓷的邢窑,其所制瓷器土质细润,其所产白釉瓷器在唐代风靡全国,为当世所称重。

  除青瓷、白瓷两大瓷系外,唐代黄釉、黑釉等多种釉色瓷以及花釉瓷器、绞胎瓷器的烧造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唐朝后期,选练瓷土、烧造火候、施釉技术、釉下彩绘等技术,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为宋代以后中国瓷器制造业的进一步发达奠定了基础。

  制茶、制盐业制茶业是唐代新兴的手工业部门。据文献记载,茶在唐人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茶为食物,无异米盐”,“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饮茶之风的日益盛行,极大地促进了唐代制茶业的发展。

  唐代茶叶产地的不断扩大是制茶业发展的突出表现。我国的茶叶产地,唐以前仅有四川、湖北、江苏、浙江和安徽的个别地区,至唐时则空前扩大,已遍及全国六十九州,相当于今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河南、陕西、甘肃、福建等15个省区。由于茶叶的生产和销路大增,所以征收茶税成了唐后期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唐代的制盐业主要由政府控制和垄断。当时的制盐业隶属于中央政府的度支。中唐以后,在中央专设盐铁使,实施盐专卖,在各地则分设巡院、场、监等,唐代的盐业生产以海盐、池盐、井盐为主,以海盐的产量最大。

  造船业唐代由于水上交通发达,促进了造船业的进一步发展。

  唐代的船只已有内河船和海船之分。唐代所造的远洋海船,大的长20余丈,能载客600-700人,极受各国商人的喜爱,他们大都爱乘坐中国船只从事远洋贸易。

  唐代造船业也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类。工部下的水部郎中和都水监下的舟楫署令,专门掌管官营造船业。当时官营造船业的规模极大,往往一次造船便达数百艘。

  唐代造船业的发达也促进了造船技术的进步。从考古出土材料看,唐代早期便已发明了水密分舱技术。1973年,在江苏如皋县出土了一艘唐代早期木船,全船分成了九舱,舱房间设有隔舱板。船舱和船底用铁钉按人字形钉牢,缝间用石灰桐油填塞,严密坚固,力学结构比较合理。水密分舱技术的发明,极大地增强了船的抗沉性,是造船技术上的一大突破。而欧洲的水密分舱技术则是18世纪时从中国传去的。此外,唐代发明的船底涂漆的防腐技术也一直为后世沿用。

  造纸与印刷业造纸业在唐代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发展。此时的造纸业不但产地广、品种多、产量大,而且技术上也有很大提高。

  从文献记载看,唐代产纸的地域分布极为广泛,除造纸业中心四川以及江淮等地外,全国其他地方也多能造纸,如南海多产谷纸,罗州(今广东廉江县北)产香皮纸。北方也不乏产纸之处,河南蒲州即以产纸而著名。此外,即便是边疆西北地区也有“纸师”负责制纸。产地地域如此广泛实为前代罕见。不过,当时重要的产纸地多分布于南方。

  经对敦煌唐代写经纸的测定可知,唐纸厚度一般都在0.05-0.44毫米间,即是说,有的厚度竟不足1/10毫米,说明唐代造纸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甚至欧洲在16、17世纪时生产的一些纸尚不能与之相比。唐代时为防水防蛀,还发明了在纸张表面涂蜡的技术,这一技术在欧洲也直到1866年才出现。

  唐代造纸业的发展直接刺激了印刷业的兴起。雕版印刷术首先在剑南西川出现并流行于民间。发现于敦煌的《金刚经》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的雕版刻本,是世界上现存刻本中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雕版印刷书。此书字体浑朴,刚劲凝重,字迹清晰,浓淡相宜,图文并茂,画面神态生动,说明当时雕版印刷已发展到了较高水平。

  大约在唐代中期,雕版印刷术就已传到了日本。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出现,对古代文化的普及,传播及进一步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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