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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留世清白惟于谦

个人档案

姓名:于谦

字:廷益

号:节庵

生卒:1398―1457

享年:60岁

谥号:肃愍、忠肃

著作:《于忠肃集》

名言: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像

于谦,明朝宣德、正统、景泰年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以一首《石灰吟》为世人传颂。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先授御史,惩贪官,平冤狱,为民称颂;后任兵部右侍郎,兴改革,赈饥苦,深得民心。土木堡之变,力主抗敌,拒绝议和,保住了大明江山的一统。但这样一位功勋显赫之臣,却在后来的夺门之变中被复辟的英宗所杀。直至孝宗时,方洗清不白之冤。

大器早成少年才廉洁奉公革弊端

洪武三十一年(1398),于谦出生在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太平里。于家祖籍河南,为官宦世家。高祖于夔,曾任元朝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追封河南郡公;曾祖于九思,官至杭州路总管;祖父于文,任明朝兵部主事。只有其父于彦昭,没有什么显赫功名,是一位“隐君子”。

于谦少年时喜爱读书习史,极其敬佩那些高风亮节、舍生取义的古人。他的祖父收藏着一幅南宋文天祥的画像,于谦自小就为文天祥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所深深感染。他把画像摆在自己的书房里,还在上面题了像赞:“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可以说,少年的于谦就树立了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志向。那首脍炙人口的《石灰吟》就是他这个时候的作品: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6岁时,于谦入府学为诸生。有位按察佥事视学很严苛,学子们很是反感。一次,众学子正和他吵闹之际,这位佥事大人不慎掉到了学宫边的池塘里。在场的诸生一个个都吓跑了,只有于谦上前把他拉了上来。可这位佥事老眼昏花,头脑也不清醒,竟认为是于谦把他推下水的。他一把抓住于谦,大声斥骂道:“竖子无礼!老夫乃是你师,岂不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理?何故寻事与我争吵,又将老夫推入池中?岂不知此乃欺师之罪乎?”

于谦轻轻挣了一下,没有挣开。见围观之人越来越多,他便心平气和地对佥事说:“先生差矣!若我是先生所说之人,早已逃之夭夭,焉能救先生于水中?今先生不罪其人,乃先生大度;但反罪救先生之人,岂非以怨报德?先生代圣人授业,应知‘人而不仁,如礼何’之意罢!”

听毕,按察佥事不得不承认于谦之言无可反驳,只得放开了他。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于谦正直博辩的声名便迅速传开了。

明代实行科举制,参加科举考试,是诸生走向上层社会和出任高级官吏的重要途径。于谦在23岁时即考中了进士。当时考取进士有严格限制,曾有“六十少进士”之说,因此,于谦实属于其中的佼佼者。中进士之后,于谦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上任后,他公正清廉、断案神速,并昭雪冤囚数百人,受到了朝廷的嘉奖。

永乐二十一年(1423),于谦奉命到湖广考察官军功过,兼安抚川贵等地的瑶民和僮民。当时,西南等地的少数民族自由散漫,不愿服从朝廷的管束,朝廷原来派去的官员大多采取残暴滥杀的办法,结果使起义斗争愈演愈烈。

于谦到任之后,深入瑶人山寨调查情况。他从与瑶民的谈话中,得知官军滥杀无辜的事实。这时,川贵一带的总兵、都督等官员,纷纷给予遣送金银珠宝,企图拉拢于谦,掩饰自己滥杀冒功的罪行。于谦严词拒绝并当面指斥了他们的罪行。回京后,他立即奏劾那些贪功妄杀的官吏,并促使朝廷下令不许官军邀功妄为。

宣宗时,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汉王为人狡诈多智,早就想取代哥哥仁宗。他先被封云南,嫌远在万里不愿去;后改封山东青州,还是托故不想去;后来犯下罪行,仁宗强行让他居住在山东乐安,他在地方上继续与朝廷对立,终在宣德元年(1426)八月起兵造反。宣宗亲自领兵前往镇压,于谦护驾。这支大军浩浩荡荡进至山东,包围了乐安城,汉王朱高煦计无所出,出城请降。宣宗命于谦宣布朱高煦所犯的罪行。于谦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地历数了这位藩王犯下的种种不可饶恕的大罪,义正词严,声色俱厉。嚣张一时的朱高煦听后,当即俯首在地,战栗不止,连连说:“臣罪该万死,万死!”事后,宣宗对于谦赏赐厚重。

宣德二年(1427),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到任后,他不徇私情,严格依律规典章处理公事,有时还复审刑狱,平反冤假错案。

宣德三年(1428),于谦在江西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江西宁王府官员,素日恃势骄横,常借“和买”为名,掠夺商民的货品。经过私访,于谦查实了宁王府官员的罪行并予以惩处。宁王不服,上告宣宗。于谦便拿出人证、物证,上疏宣宗,最终惩治了这些污吏。于谦打击了权贵的凶焰,改革了许多弊政,深受江西百姓的爱戴,死后当地人民将他的牌位供奉在南昌府名贤祠里。

宣德四年(1429),于谦奉命率领锦衣卫官校巡查,搜捕长芦一带运河上官船走私贩盐者。食盐自古以来均为官方专卖,而一些不法官吏利用职务之便贩卖私盐,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于谦执法严办,不论贩盐者为谁,一律惩治。

宣德五年(1430),朝中负责管理各镇粮税兼训练士卒、安抚百姓的兵部右侍郎空缺,宣宗亲自写上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根据宣宗的提名,吏部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这一年,于谦年仅33岁。

宣宗的厚爱使于谦感动不已,于是他更加勤奋努力,以期不辜负皇帝的重托。在任时,他经常带着少量的随从人员走访辖区,访问当地父老,了解应兴革的各项事情,思考解决的办法,一一上报给朝廷。在这一职位上,于谦为官近20年,他兢兢业业,为国为民做了大量的实事,深受人民的爱戴。

于谦制定了根据年成丰歉实行籴米的制度。丰年政府就多出官钱,买老百姓的粮食储存起来,歉年再把仓里存的粮食低价卖给老百姓。这样公私两便,尤其是解决了下层老百姓的难题。他还召集流民垦种,当时经常有陕西和山东的饥民从东西两面向河南流动,多至20余万。于谦命令,饥民所到之处,各给田土,再给牛具和种子,按照田土收成的多寡进行纳税。这项措施即使饥民得以安生,又使社会生产有所发展。

河南是黄河流经之地,时常遭受河决之害。于谦便厚筑堤坝,加强防汛,并在堤坝上多植榆树和柳树,五里设一亭,亭有亭长和小卒负责修补、巩固堤坝。又命人在官道种树凿井,以树阴遮蔽路人,使其免受风吹日晒之苦;井水也能解决行人口渴的问题。

当时,大同孤悬塞外,山西巡抚御史鞭长莫及,致使那里贪赃枉法的事件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为此,于谦建议另设御史,连同上谷一起治理。他还把大同镇将役使士卒开垦的私田没收为官屯,使边用充足。

于谦对“吏术民事”无所不精,并能发现问题,提出办法,而且重点放在整顿纲纪上。当时,政府大权掌握在老成持重的“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手里,而他们都很器重于谦,凡于谦有所奏请,“三杨”朝至夕下,一一报可。

明朝中叶,政治上的腐败已经初露端倪,各级官员入京议事述职,无不金砖铺路,银锭敲门,拼命巴结那些位高权重之人,唯独于谦洁身自好,入京从不带任何东西。一次,于谦又奉旨进京,途中遇到同朝为官的好友,只见友人车拉马载,箱盈柜满,遂戏谑道:“你这是要搬家吗?”明英宗像好友摇头一笑:“如今出来为官,若无金银珠宝开路,何来立足之地?廷益此来,没带些应景之物吗?”于谦道:“我一不贪赃,二不受贿,何来此黄白之物?”“若无金银,便是乡土特产,也算得上是一点人情。”“乡土特产我亦没有,不过……”于谦道,“我拥有一样无价之宝。”“哦,何物?”“两袖清风无价!”于谦笑道。

英宗正统末年,“三杨”相继老死,宦官王振专权,由于于谦不肯向王振卑躬屈节,引起了王振的不满,便遭到弹压。恰好这时于谦入朝为兵部侍郎,推荐参政孙原贞、王来代替自己的职务。受王振指使,通政使李锡因无中生有地弹劾于谦因久不升级而心怀不满,擅自举人自代,为无人臣礼,应下法司论斩。王振借此把于谦关押了三个月。

此事引起朝臣公愤,河南士民也纷纷请愿。最后,王振也觉得这个案子实在立不住,便借口说:“我曾看见一位御史,名字也叫于谦,专横得很,想要治他一下。现在的于谦不是那一个。”于谦方才获释,但却由原来的兵部右侍郎、食二品俸,降为四品的大理寺少卿。

于谦刚刚出狱,便有山西、河南吏民上千人,到皇宫外跪地上书,要求留任于谦,连周王、晋王也为他说好话。于是于谦以“少卿”的名义,再次为二地巡抚。直至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才又以兵部左侍郎的头衔,被召回朝廷。

土木之变朝野耻保卫京都忠臣心

明朝中前期,蒙古的瓦剌部兴起,其首领也先统一了蒙古各部。瓦剌部统治着西起阿尔泰山,东到辽河,北至贝加尔湖,南抵明边的广大地区。这个野心勃勃的蒙古汗王一心想再建一个大元。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2000人,诈称3000人到明王朝贡马,宦官王振嫌他以少冒多(因要按人头赏赐),减其马价。也先便以此为借口,于七月十一日入寇明境,主力攻入大同。明兵战守失利,不久,塞外城堡皆失,要塞大同多次告急。消息传到京城,王振主张英宗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力言不可,但最终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十六日就出发了。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仓促应战。

英宗亲征之时,于谦奉命留京以兵部左侍郎理部事。出征人马在路上,学士曹鼐与都御史等商议,要杀掉宦官王振,停止亲征,但没有成功。十九日至居庸关,兵部尚书请回銮,王振大怒,将其罚跪,同时下令大军急进。二十三日至宣府,诸臣又请留,王振更怒,命一批大臣跪于帐外的草中。这样,弄得人人危惧,无人敢谏。八月一日至大同,王振还想北行,前线败报传来,加上宦官郭敬以前线多次战败而谎报取胜的实情报告,王振才有了还意。三日,留下总兵官刘安镇守大同,其余的人返回。王振的老家在山西蔚州,他原想从紫荆关经蔚州,让英宗到他老家,以示炫耀,后他又怕大军所过,骚扰乡里,更怕正值夏季,践踏了那里的田禾,遂又命大军转而东行,这样,便又多耽误了几天时间。也先得知明帝亲征的消息,迅速率军追来。谍报报也先追兵在后,明军即派后队阻止,但屡战屡败,而王振又封锁军情,不让英宗知晓。

十四日明军至土木堡。尚未过午,离怀来只有20里,大军本可直驱入城,但王振辎重车辆未至,命停军等待。兵部尚书再请军急入关,遭王振痛骂。这时也先大兵奔驰攻来,四面合围。此地无水泉,掘井二丈不见水,其南15里有河,却早被也先派兵占据了。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经过谈判,也先答应明军可以取水。然而,也先趁明军移动就水,大营阵脚混乱时,以万余骑兵发起冲锋。明军队伍大乱,蒙旗大喊:“解甲投刃者不杀!”明朝军士毫无斗志,纷纷解甲投降。然而也先部队并未停手,仍然狂杀滥砍,明军死者蔽塞川野,宦官及卫士被箭射得如刺猬一般。英宗与亲军突围不成,只得下马就地被俘。这就是“土木之变”。

此战,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公、侯、尚书、侍郎、内阁学士等以下共百余人罹难。罪魁祸首王振也在这次事变中被杀。八月二十七日,噩耗传至北京。代理监国的?王朱祁钰闻知,与众臣抱头痛哭。

正在君臣徨无计之时,于谦大喝道:“事已至此,哭又何用?还是暂缓悲痛,献计献策,救国救君才是正理。”众人止住悲声,?王道:“此言有理,如今大敌当前,还望大家集思广益,群计献策。”

这时,翰林院侍讲徐有贞启奏道:“臣夜观天象,荧惑星侵入北斗,我朝气数将尽,势难挽回。依臣之策,只有迁都江南,方能免此亡国之祸。”此言一出,堂上立时人心浮动,君臣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年已78岁的礼部尚书胡?颤巍巍地说道:“成祖(永乐帝朱棣)建陵北京,意即不愿子孙南迁。先祖之言,存者敢违否?”

于谦身为兵部左侍郎,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于是厉声道:“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乃朝廷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殊不知宋朝南渡之祸?臣请立刻调动四方军队勤王,誓死守卫京师!”于谦的提议得到多数大臣的赞同,他当即被晋升为兵部尚书。心中无主的?王和皇太后把守卫京师的重任全部交给了于谦。

土木之变示意图八月十九日,于谦奏请?王,命调各地勤王军队火速入京,充任守卫。当时,通州官仓存粮数百万石,恐被敌军夺去。应天巡抚周忱建议,可令驻京臣僚军队各自运进城内。于谦立刻奏请?王,宣布京城文武百官,可预支本年九月至明年五月的俸粮,军士各预支半年饷,各自到通州仓领取。他又征用顺天府大车500辆,起运通州官粮进京,同时,号召百姓有车之家,能运粮20石纳京仓者,官府给脚银一两,特派都御史陈镒总管运粮事。此外,于谦还请命赏给新选余丁官军和旧操舍人及应募新兵每人银一两、布两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和皇城内外官军每人布两匹。于谦如此布置守城,人心暂时安定下来。

也先俘获明英宗,大喜过望,认为“奇货可居”,想利用这个“大人物”要挟明朝。也先先带英宗到宣府,传令开门,但守城官兵坚决不纳,也先知道不可动,遂退去。而后,他又挟持英宗到大同,守将郭登仍不纳。也先说,给贿赂即放归英宗。但是在得到黄金两万并其他货物后,也先的话并没有兑现。他把英宗带到了塞外。九月初一,也先又借口送回英宗,索取金银布帛。为打破也先的要挟,从国家全局着想,于谦便拥护?王即帝位,是为代宗,次年改元景泰,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也先急不可耐,再次以送回英宗为名,大举入侵。兵至大同,郭登不纳,派人对他说:我们国家已有皇帝了。也先无计可施,又知其有备,不敢攻城。郭登用蜡书急将情况报明廷,京师立即戒严。于谦奉命提督诸营,将士皆受其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可先斩后奏。

面对来势汹汹的蒙古精骑,京师守城指挥石亨提出不出战,尽闭九门。于谦回答道:“不能在敌人面前示弱,退守城内不是办法,会使也先更加轻视我们,助长敌人的气焰。我们要在城外迎击敌人,挫败敌人的锐气。”于是,他命兵部侍郎吴宁留守城内,自己身披盔甲,跨上战马,在城外指挥,督战九门。每到一地,于谦便向将士们慷慨陈词:“京师,乃朝廷根本。身为大明臣民,理应誓死保卫京师,保卫朝廷!我们一定要打败俘虏英宗的瓦剌军,活捉也先,洗刷奇耻大辱,为圣上报仇雪恨!”一时军民振奋,群情激昂。于谦还下令:“士兵如有贪生怕死不出城者,一律处斩;战场上,将领不指挥军队杀敌而向后退却者,斩首示众。”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队兵压西直门。于谦一面命军队坚守,一面派副总兵高礼、毛福寿率部绕到瓦剌军后面杀敌。战鼓一响,人人奋勇冲杀。明军杀死瓦剌军数百名,军威大振。当晚,于谦又派薛斌率领勇士数百人偷袭敌营,打得正在酣睡的瓦剌军一片混乱,仓皇逃命。一连两个胜仗,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

也先吃了败仗,改变策略,假意求和,表示愿意送还英宗。代宗信以为真,派两位官员出城迎接。于谦手迹也先狡辩说:此两人官位太小,不够谈判资格,须派于谦、石亨带重礼来才行。于谦立即看出是计,对代宗道:“陛下绝不可轻信也先。只有彻底打败瓦剌,才是唯的一出路。”

两天之后,也先集中了1万多兵力攻打德胜门,企图孤注一掷。于谦先派石亨领兵埋伏在道旁民房内,另派小队骑兵做先锋,攻打瓦剌军阵,接战后假装败退。也先立刻下令命精骑万余,直追明军。待敌军接近城门,于谦令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石亨的伏兵骤出,前后夹攻。也先军大乱,明军勇气倍增,个个奋勇杀敌。瓦剌军大败于城下,死伤不计其数。

见德胜门攻不下,也先又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率军迎战,两军展开肉搏。孙镗力破敌军前锋,瓦剌军稍向北退。孙镗追击,瓦剌军增援部队赶来,孙镗率军拼力血战,杀得难解难分。这时,高礼、毛福寿等率明兵从南面赶来助战,战斗更加激烈。高礼身中流弹,孙唐兵死伤渐多,遂被瓦剌军围攻,敌人渐渐逼近城门。危急时刻,城上守将程信急发箭炮助战。这时,石亨领兵又从北面杀来,瓦剌军三面被围攻,难以支撑,遂向西南方向退去。北京保卫战第一次大会战,给了嚣张的也先部队迎头痛击。

十四日,瓦剌军又攻打彰仪门(北京外门,又称广安门)土城。于谦亲临指挥。他先派毛福寿在京城外西南一带街巷要道埋伏下神机火铳队,又派武兴、王敬率军迎敌。瓦剌多为骑兵,最怕火枪、火铳。于谦就派神机营在前,弓刀队在后,以火枪、火铳为掩护,弓刀队上前奋勇杀敌,两队配合默契,打得敌军无力抵挡,眼看就要溃逃而去。

于谦领导北京保卫战,大败也先。图为北京德胜门正在这时,代宗派来的一个监军为争首功,贸然领数百名骑兵驰马抢先,阵式被冲乱了。也先见明军阵容动摇,心中大喜,马上下令反攻。明军措手不及,一直退到土城附近。幸好王殇、毛福寿和高礼及时率兵来援,瓦剌军难以抵挡,又仓皇退走了。这是北京保卫战的第二次大胜利。

经过五天的激烈战斗,瓦剌军死伤严重,士气低落,处境十分狼狈。骄横的也先本来以为能轻而易举攻占北京,没想到,这次遇到的是兵部尚书于谦亲自指挥下的明朝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阵容整齐,士气高涨,与三个月前王振率领的松散的明军截然不同。也先眼看士兵伤亡惨重,又听说各地明朝援军即将到京,不敢恋战,于十五日夜间,拔营逃跑。于谦立即命令石亨等领兵追击,又命城楼的火炮手对准敌营猛轰,瓦剌兵又死伤上万人,残军仓皇退却。

京师保卫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二十二日,于谦派遣孙镗、范广等率兵两万,追剿瓦剌军残部。二十四日孙、范大军追击并打败敌军于固安。宣府守将杨洪率兵两万,击败瓦剌军于霸州,擒获敌军将官阿归等48人,夺回所掠人口、牲畜数以万计。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残部退出塞外,京师宣布解危。

夺门之变波澜起清白声名后人知

于谦督战九门,击退了瓦剌军大规模的侵略,粉碎了也先阴谋夺取北京的计划,扭转了明朝的危急形势。朝廷论功行赏,晋升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仍掌兵部尚书事。于谦辞让道:“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

他又着手整顿军队的编制、布防,操练和调动兵力和部署营垒,着重加强保卫京城的力量。他首先抽调辽东、宣府的部分兵马来到京师,把镇守宣府多年的名将杨洪、镇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调到北京,命他们管理京营部队的操练。同时,调大同总兵郭登率部队到北京增援,北京的防务力量得到了加强。接着,于谦奏请代宗,派遣佥都御史肖?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各府,派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江北各卫所军政,并安置各处流民7万余户在凤阳等地,从事屯耕。然后,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率兵修筑北边关塞要隘。他推荐左都督朱谦去镇守宣府、佥都御史王殇镇守居庸关。于谦周密的部署,使得朝廷的防务日臻牢固。

景泰元年(1450)正月,也先因挟英宗捞不到好处,加上蒙古族发生内讧,便欲与明朝缓和关系,来信要求明朝派大臣迎接英宗还朝。廷议提出派遣使臣北上,但代宗对此事并不积极。大同参将许贵急着与也先议和,于谦批驳他道:“非我们不欲议和,实则敌寇无诚意,何况也先是我们的不共戴天之仇,根本不可和。贵为介胄之臣,而急于求和,显示怯懦,依法当诛。”大家知道代宗器重于谦,他这么一说,边将便人人坚持战守。七月,也先又派五人代表团到京师请和,吏部尚书王直等提出可与也先议和,迎归太上皇,以免再起战端。

代宗心下不满。因为英宗是名正言顺的皇帝,而自己是临危受命,如果英宗真的返京,结果难以预料,他说:“朕非贪大位,只是当初你们推立我即位,而现在又这样纷争,究竟为何?”这句话问得众臣无法答对,于谦从容不迫地道:“大位已定,谁敢妄加评论!也先来使求和,实为缓兵之计,战备不能放松。”代宗深为赞同。

然而,也先既然派人求和,英宗还在他们手里,不派人是不合适的。于是,一番争议后,以礼部右侍郎李实为正使,大理寺少卿罗绮为副使的使团便与来使同往。李实等走后,蒙古瓦剌部的脱脱不花可汗也派人来请和,明朝又遣右都御史杨善等前往。一年以后,明英宗随杨善从也先营地回到了北京,被安置于南宫。

英宗回来以后,明朝一时出现了两个皇帝,政治上产生了一些混乱。礼部尚书等提出,景泰二年(1451)正月初一令百官朝太上皇,代宗不许。这种尴尬的局面,使于谦受到强大压力。他忠实地拥戴代宗,而代宗废英宗之子,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又使他感到愕然。事也有巧,代宗之子被立为皇太子一年半便死去,此后再也无子。于谦一再提出立英宗之子为皇太子(此人就是后来的宪宗),但是代宗不愿,一直以自己春秋鼎盛,今后不愁无子为由一拖再拖。而此时石亨等人认为与其立英宗之子,不如直接请太上皇复位,可以从中邀取功赏。于是一场以石亨为首的拥立英宗复辟的政变,便在暗中开始酝酿了。

景泰八年(1457)正月初,代宗一病不起。他召石亨到病榻前,嘱其代行郊祀之事。石亨见皇帝病情严重,预料将有不测。他出来后立即与都督张轨、太监曹吉祥商议迎接英宗复辟的事宜。他们去找太常卿许彬,许彬以年老推辞,但建议可与徐有贞商量。徐有贞曾因主张南迁被于谦指斥,声誉扫地;石亨当初虽蒙于谦从诏狱中释放并委以重任,但后来又在守御等方面渐渐与于谦有了分歧。徐有贞煽动道:“太上皇过去北狩(隐指也先兵俘英宗北去),不是游畋,实为国家。何况天下尚未离心,今帝置之不理,另求他人即大位,实在令人莫解。如公等所说,南宫(指英宗)亦知否?”石亨等道:“一天前已经秘密报告。”徐又道:“必须得到来自太上皇方面的赞同。”

正月十六日晚,几人再次聚会,徐有贞当场提出:“事在今夕,不可失。”正在此时,得报边境有警,徐有贞道:“要利用此机,以备非常为名,派兵进入皇宫。”石亨、张轨表示赞同。徐有贞与石亨等约会赞同政变的数名文武大臣并太监曹吉祥等,收各门钥匙,天亮之前,开长安门,放进1000多名士兵。宫内卫士听石亨讲士兵进宫是为了加强宫中守卫,就没再留意。之后,徐有贞又把门锁上,隔绝了宫内外的往来。20世纪60年代京剧《于谦》戏单

当时,石亨等怕政变破产。徐有贞道:“事已至此,切勿退缩。”他领人去南宫,但南宫的钥匙在代宗处,无法开启,叩之又不应。这时,他又听到远处隐隐有开门声,心中更是紧张,认为事不宜迟,成败在此一举了,于是下令把大木悬起,用数十人举其撞门,又命令勇士逾墙而入,里外联合,终于打开了宫门。石亨等入见英宗,徐有贞说了一句“请陛下登位”。然后连推带拉,让英宗登辇。进宫后,大家把英宗推上了奉天殿。这伙人又把御座从殿隅推到了中央,并命人马上站班朝贺。英宗于是再次成为了皇帝。

十七日清晨,景泰朝的百官照常入宫等候皇帝视朝,一进去,就听到殿上钟鼓齐鸣。众官正在疑惑,这时徐有贞出来向他们宣布:“太上皇复辟了!”百官不胜震骇,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就班祝贺。病中的代宗听到钟鼓声,非常惊讶,问左右:“于谦何在?”当知道英宗已复位,他无奈地说:“好!好!”

次日,复辟的英宗首先下令逮捕于谦以及拥护代宗的重要臣僚。政变的主谋徐有贞,从副都御史一跃至翰林院学士值内阁,主管机务,后又晋兵部尚书。徐有贞得势以后,就欲立即杀死于谦。前议立英宗太子时,大学士王文曾主张迎立襄王世子。这时,徐有贞就指使言官劾王文立藩之议,连带诬蔑于谦。经过一番核查,但是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徐有贞仍不放过,说“虽无显迹,也有是图。”王文无比愤怒,据理辩论。于谦冷笑道:“辩什么?无用。他们是不管事实有无,必定让我死!”

但英宗对处死于谦之事一直犹豫,他对复辟的众臣道:“于谦过去还是有过功劳的。”徐有贞上前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今日之变何以能说是师出有名?”至此,英宗意决,将于谦及王文等皆斩于东市,妻子戍边。

于谦墓就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让这位保住了大明江山的赫赫功臣含冤而逝。被官抄家时,于谦的家中仅有书籍及御赐的蟒袍、剑器等物,竟无一分余财。后来西北有警,有人道:“若于谦尚在,必不致如此!”

直到弘治二年(1489),孝宗才为于谦雪冤,追封他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万历年间,改谥“忠肃”。

于谦一生,无论文治武功,都卓有成就。特别是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更让他声名远扬。他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他力排众议,只保社稷。但那场政治风波,却让他成为了冤魂。后人泣血,鬼神夜哭,怪只怪明英宗无能,徐有贞奸佞,让这一千古奇冤,在历史舞台上上演。虽说日后昭雪,也救不回那一颗忠心。但这正应了于谦那句千古名言:“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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