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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汉雍地诸畤中的炎帝之祠

王子今

在秦人的祭祀系统中,炎帝有突出的地位。根据古籍记载,可以试探索秦汉雍地诸畤中的炎帝之祠——吴阳下畤的大致位置。讨论吴阳下畤和其他诸畤的方位关系和主次关系,以及以五帝为祭祀对象的五畤和“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坛”的关系,也可以推知炎帝崇拜在汉代有所演变的事实。此外,分析位于雍地的吴阳下畤与姜氏城、姜水流域炎帝传说是否存在某种文化联系,也是有意义的。



关于秦诸畤的设立,《史记·封禅书》中有这样的记录: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

此后有“陈宝”之祠的设立,“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封禅书》又记载:

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关于“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的理解,参看王子今:《秦德公“磔狗邑四门”宗教文化意义试说》,《中国文化》总12期,又《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随后,秦穆公时代并没有“畤”的建设,“其后十四年,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而东方神祠事业在这一时期受到权力者和思想家共同的特殊关注。不过,在距泰山神秘主义中心最近的地区,不仅没有看到有新意的相关设计,实践原有神学程序的试探也遭到否定,“其后百有余年,而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后陪臣执政,季氏旅于泰山,仲尼讥之。”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情形,是此后秦人的“畤”的设置,逐渐走向完备:

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对于秦灵公作畤事,司马贞《索隐》解释说:“吴阳,地名,盖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吴阳武畤’,今盖因武畤又作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裴骃《集解》:“徐广曰:‘凡距作密畤二百五十年。’”

随后,秦献公“作畦畤栎阳”,成为秦公作畤史的尾声: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对于秦献公“作畦畤”事,裴骃《集解》引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韭畦,畦各一土封。”司马贞《索隐》引《汉旧仪》:“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畤。”又引《三苍》云:“畤,埒也。”注家解释了“畤”的形制,然而不言栎阳“畦畤”,似乎这里强调的是“畤”的原生形态。

《史记·封禅书》还写道:

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看来,讨论有关秦作畤行为的时序记录,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事。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之后300年,秦献公“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这意味着同样“祀白帝”之“畤”向东迁移了400公里左右。这一情形,和秦献公“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的志向是一致的,也正切合了“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又“以牺三百牢祠鄜畤”时,卜辞显示的“后子孙饮马于河”的预言。张守节《正义》:“卜居雍之后,国益广大,后代子孙得东饮马于龙门之河。”而《秦本纪》所谓“(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者,正是因为与秦人东进的军事强势和政治权威相符合,于是受到史家的重视。《史记·六国年表》:“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而后“畤”的设置向东发展,则“僭”的态势更为明显。宋人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四《读杂史四·东莱大事记》也视秦作“畤”为“大事”。“太史公读《秦记》”,《黄氏日抄》引作“太史公续《秦纪》”。



“西畤”、“鄜畤“和“畦畤”都是“祀白帝”的神祠中心。“自以为主少暤之神”,崇拜“少暤之神”的秦族国家迅速向“少皞”神话发生的地域扩张,以“西畤—鄜畤—畦畤”祀所移动的轨迹同时保留了秦人神学意识的一段历史记录。

如果注意到“西畤—雍地诸畤—畦畤”的方位关系,可以发现这三处祀所大体位于一条东西直线上,而雍地诸畤处于中轴的位置,“西畤”和“畦畤”与雍地的直线距离亦相当。

有学者曾经讨论西汉长安的“南北超长建筑基线”以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五关”的位置关系,都透露出秦汉人的地理意识和方位测定技术。前者涉及“秦东门”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第3期,后者所论“五关”均是秦关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与秦始皇经营咸阳新宫殿区,“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相对应,秦直道的石门,也可以看作甘泉宫的“北山”之“阙”。参看王子今、焦南峰:《秦直道石门琐议》,《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子午岭—直道,子午道—直河,在咸阳—长安正北正南形成了纵贯千里的轴线。这一现象,应当看作秦汉都城规划的基本构成内容之一。另一组对应关系,表现为直道的起点—石门—甘泉宫北阙与子午道的起点—“南山之颠”—阿房宫南阙。这一认识,也是和秦始皇以甘泉宫、咸阳宫、阿房宫共同作为秦宫主体结构的构想相一致的。王子今:《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

“西畤—雍地诸畤—畦畤”的方位关系,也许可以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认识基点。



虽然“畦畤”具有护佑秦军胜势的象征意义,栎阳却只是秦献公时代具有前敌意义的临时的军政中心。有学者以为秦献公曾经都栎阳。其实,结合史籍记载和考古资料分析,栎阳未曾作为秦都。参看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秦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又“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随即推行新法,秦史进入了新的纪年。

秦史虽然呈示出文化的跃进,旧有的神祀传统却长期得以继承。秦统一后,秦始皇依然十分重视雍地的地位。

甚至到了西汉时期,秦的神祀传统为汉帝国的执政者几乎全面继承,雍地依然是最受重视的皇家神祀中心。

《史记·秦本纪》:“(宣公)四年,作密畤。”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

汉有五畤,在岐州雍县南,则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北畤。秦文公梦黄蛇自天而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作畤,郊祭白帝,曰鄜畤。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汉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畤是也。

《括地志》对于“在岐州雍县南”的汉“五畤”,提出了两种位列次序:

①“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北畤”。

②秦文公作“鄜畤”,“秦宣公作密畤”,“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汉高帝作“北畤”。

②列述年代次序。①则前承地理位置陈述,全句为:“汉有五畤,在岐州雍县南,则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北畤。”则很可能是以“五畤”的方位为序。如此,则雍地“五畤”中,“祠炎帝”的“吴阳下畤”位列正中。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史记·封禅书》所说:“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所谓“吴阳武畤”,应是周人经营,甚至是更早的祀所,只是长期“皆废无祠”,为秦人重新修立。

也许“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依然恢复了“废无祠”之前的神祀内容和神祀对象。

这样,就创置年代来说,“吴阳武畤”或许是最早的。有理由说,在此基础上秦灵公所作纪念炎帝的“吴阳下畤”,应体现了符合“周余民”心理的文化政策《史记·秦本纪》:“(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也继承了当地渊源久远的信仰传统。纬书有周“色尚赤”之说《后汉书·章帝纪》李贤注引《礼纬》:“十一月,时阳气始施于黄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阳气,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可以为我们认识“周余民”文化势力对秦的影响提供参考。



自秦至于汉,“五帝”传说逐渐成熟。参看徐旭生:《五帝起源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而其中“炎帝”传说对于社会已经有很深的影响。参看宋超:《战国秦汉时期炎帝传说的演变》,《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

汉文帝时,对于五帝之祀又有特别的重视。《史记·孝文本纪》记载: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

所谓“渭阳五庙”,裴骃《集解》:“韦昭曰:‘在渭城。’”“渭阳五庙”,又写作“渭阳五帝庙”: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

看来,“渭阳五庙”或“渭阳五帝庙”从决策、设计到施工、落成、使用,时间很短,也就是一年左右。《史记·封禅书》记载: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纟免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渭阳五帝庙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宫殿疏》云:‘五帝庙一宇五殿也。’按:一宇之内而设五帝,各依其方帝别为一殿,而门各如帝色也。”

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随后,又有长门“五帝坛”的建设: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

提议在长安附近“设立”新的以五帝为祭祀对象的神祀中心的新垣平。在又过了一年之后却被治罪:“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史记·孝文本纪》:“(十七年)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新垣平的骗局暴露之后,汉文帝不再亲临“五帝庙”行礼,然而依然派遣专门官员代表前往,“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也就是说,汉文帝因方士煽动而升温的“五帝”崇拜狂热,这时终于有所冷却,不过,“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祭祀制度依旧维持。

汉文帝时代的“渭阳、长门五帝”之祠,“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可以看作“雍五畤”五帝纪念仪程向西汉王朝统治中心的延伸。而新垣平所谓“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以及作成之“渭阳五帝庙”、“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其五采五色中,炎帝的赤色应当有突出的地位,这是因为汉文帝尊崇“渭阳五帝庙”的神学表态,已经确定了“尚赤”的文化主题。

《史记·孝文本纪》有明确的记载: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

“尚赤”的文化倾向表现直接与“五帝”信仰有关,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西汉晚期刘向父子曾经从儒学“天统”意识出发构建“汉得火”之说。《汉书·郊祀志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或以为这一观点发表后,并没有得到明确肯定,汉王朝“尚赤”,实始于汉光武帝时代。如《汉书·郊祀志下》颜师古注:“邓展曰:‘向父子虽有此议,时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记载:“(建武二年春正月)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李贤注:“汉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徽帜尚赤,服色于是乃正。”此或邓展以为“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意见的根据,而汉文帝“尚赤”的历史文化迹象,似不宜忽视。

《后汉书·刘盆子传》:“侠卿为制绛单衣、半头赤帻,……”李贤注:“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统者,帻尚赤。’盆子承汉统,故用赤也。”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五《帻》:“若《东观汉记》载,光武初起服赤帻,赐段颎赤帻大冠一具。……盖汉以火王,其在五德尚赤耳。故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统者,帻尚赤。是专汉制也。”《后汉书·郅恽传》说,郅恽上书王莽有“汉历久长,孔为赤制”语。李贤注:“言孔丘作纬,著历运之期,为汉家之制。汉火德尚赤,故云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为赤制’是也。”又如《初学记》卷二二引《史记》:

沛公祠黄帝、蚩尤于沛庭,旗帜皆尚赤。

《太平御览》卷三四一同。《艺文类聚》卷一二引《汉书》:

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徳,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太平御览》卷八七引《汉书赞》略同,“旗帜尚赤”作“旗炽尚赤”。看来,汉“用火德,色尚赤”的观念和制度之最初起始,还有必要继续讨论。而这一文化特征与尊崇赤帝(炎帝)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关系,也是我们所关心的。



《太平寰宇记》卷三〇“虢县”条:“周原。《史记·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畤,秦灵公作吴阳上畤,宣公作密畤,是三畤焉。畤,止也。神灵所止处。”《太平御览》卷一六四引《史记》:“秦文公作鄜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又作下畤。”原注:“今郡内有三畤原。”

《雍录》卷七《秦汉五畤》说“上畤下畤”:“文公后二百十五年,灵公于吴阳作上畤以祭黄帝,作下畤以祭炎帝。”又写道:

武畤好畤

武畤好畤,在雍县旁之吴阳。此二畤者,不知何世所造。参求其地,即灵公所立上畤下畤,正在吴阳也。灵公既立上下两畤,则昔之武畤好畤不在五畤之数矣。

《关中胜迹图志》卷一六《名山》:“五畤原在凤翔县南二十里。”毕沅说,“谨按《太平寰宇记》作‘三畤原’,以秦文公鄜畤、宣公密畤、灵公吴阳上畤在此原,故号‘三畤原’也。《太平御览》卷五七引《史记·封禅书》:“秦文公作鄜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宣公又作密畤,盖三畤在此原,故号‘三畤原’。”又于扶风县亦载‘三畤原’云:‘在县南二十里。’今考扶风汉美阳地。《班志》既称五畤皆在雍县,则不得复在美阳。意其为复出之误。当以在凤翔者为正。”《陕西通志》卷二八《祠祀一》:“上畤下畤,在景山之阳。秦灵公作,以祀黄帝(炎帝)。贾志。”

按照《雍录》的说法,“武畤好畤,在雍县旁之吴阳”,“参求其地,即灵公所立上畤下畤,正在吴阳也。”而司马迁有关楚汉之争的战事记录多有涉及“好畤”者《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史记·南越列传》又可见“好畤陆贾”,《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条下写道:“好畤,垝山在东。有梁山宫,秦始皇起。莽曰好邑。”西汉好畤县在今乾县东,与“雍县旁之吴阳”距离过远。考吴阳下畤所在,还应当注意“在雍县旁”的方位指定。



《国语·晋语四》:“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传说和“姜水”的关系,暗示炎帝部族活动的地域。早有学者指出,“姜姓起源于陕西西部黄土高原上”,探索炎帝传说的发生,应当注意宝鸡“姜城堡、清姜河、神农庙、磻溪水、姜氏城”地名的存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艺文类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姙姒,有虫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妊姒,有虫乔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虫乔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

《太平御览》卷七〇引《三辅旧事》:“姜泉在岐山县。《水经注》云:炎帝长于姜水,故以名也。”今本《水经注》卷一八《渭水》中写道:

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东注雍水。

姜水应是雍水的支流。

《太平寰宇记》卷三〇“岐山县”:“渭水在县南三十里,经邑界姜泉。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母有虫乔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即此水也。”《元丰九域志》卷三《秦凤路·次府凤翔府扶风郡凤翔节度》:“次畿岐山,府东四十里,一十四乡,马碛、驿店二镇,有岐山、终南山、渭水、姜水、汧水。”

《陕西通志》卷三《建置第二》:

姜炎帝后姜姓,国扶风美阳,有姜氏城。(《路史》)岐水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水经注》)。

同书卷一〇《山川三》:

横水。即杜水,一名小横水,一名米流川,一名岐水,一名姜水,俗名潢河,一名水南河,一名双溪。

在县南三里,自凤翔界流入,合雍水。《县图》:杜水东南流,合漆、岐二水,俗谓之小横水,亦或名之米流川。径岐山而又屈径周城南,又历周原下,自下亦名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与雍水合。《水经注》:周城在县东北。岐山县有姜水。《九域志》:雍水在县南门外,自岐山界流入,又东入武功界。雍水自合姜水,又东径美阳县之中亭川。

看来,与炎帝传说密切相关的姜泉、姜水、姜氏城,应当都在雍城近旁。祭祀炎帝的吴阳下畤的定位,也应当参考这一事实。而渭水以南的姜水、姜氏城,其地名形成的时代以及与炎帝传说的关系,可以另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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