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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周人的农耕文化与周文明

刘多刘芳

周人素以好农耕、尚文德而著称于世。他们世代相继、艰苦卓绝所创造的农耕文化和社会文明,不仅推动了周代社会的进步,而且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孔夫子就发自内心地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也因为自己年老体衰不能弘扬先贤创建的文明成果而深深遗憾:“甚矣吾久不复梦见周公矣。”



周人是善于学习并善于汲取前人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部族。第一位叫得出名字的男祖弃便是其中杰出代表。叙述周先祖历史的《诗经·大雅·生民》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王国维云:“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此周之通制也。上古女子无称姓者,有之惟一姜嫄。姜嫄者,周之妣,而其名出于周人之口者也。”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华书局1984年版。田昌五云:“现在看来,姜嫄当是一个姜姓氏族部落居住之原,如前述姬塬一样,在这个原上居住的姜姓氏族部落的女子统称姜嫄。”田昌五:《对周灭商前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估计》,《华夏文明》第二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史记·周本纪》云:“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帝喾元妃。”《诗经·大雅·生民》云:弃“即有邰家室”。《史记·正义》引唐《括地志》云:“故邰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地,有后稷及姜嫄祠。”弃就是随其母在古邰地成长的。至于《诗经·大雅·生民》和《史记·周本纪》所说的姜嫄踩巨人脚印感应生弃和弃被再三丢弃受大鸟保护的故事,看似神秘、荒诞,却向我们透露了如下历史事实:当时社会处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和转折时期,母系社会遗风犹存,弃随母族生活。周人从此知其母而知其父,知道其第一位叫得出名字的男祖叫弃,弃是人而不是人造的神。

《周本纪》又云:“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弃之所以如此酷爱农业,少而有志于学,成而业绩卓著,这和他的父族,尤其母族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有关。弃之母族姜炎族是中国农耕文明开山之祖炎帝神农氏后裔。弃及其母姜嫄生息之地邰,就在炎帝神农氏故里今之陕西西部宝鸡。

赤帝(即炎帝)在典籍中首见于《逸周书·尝麦篇》:“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春秋·左丘明《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云:“炎帝以姜水成,为姜姓之祖也,炎之为瑞,亦未审也。”战国《竹书纪年·前编》云:“(神农)元年即位居陈迁曲阜。”北宋·罗萍《路史·后纪三》云:“黄帝而崇炎帝之祀于陈(罗萍注:黄帝所崇疑在陈仓,故秦灵公于吴阳作下畤。)”宝鸡在唐肃宗之前称陈仓,黄帝祭炎帝于陈仓,其地宜为炎帝生长之地。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母曰任姒……游于华山之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南朝梁·沈约《宋书·符瑞志》、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帝王部》、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北宋·郑樵《通志》记述大抵类此。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云:昔秦穆公马被盗食处,“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盗食穆公马处、姜氏城都在宝鸡地区。明·李贤《大明一统志》第三十四卷云:“姜氏城,在宝鸡县南七里,城南有姜水。”明·南轩《资治通鉴纲目·前编》云:“炎帝神农氏,以火德王。……按:‘《大明一统志》凤翔府宝鸡县南七里,有姜氏城,城南有姜水。《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母,有虫乔氏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即此。’”

炎帝神农氏的功业,据史籍可归纳为农耕之利;“范金合土”(制陶冶金);“日中为市”:医药济世;文德教化;修火之利等。其中“修火之利”和““耒耨之利”(农耕)最可称道。因为火的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使人最终“有异于禽兽”;而且使人类由蒸汽机时代进入电子、信息时代。而农业则是数千年文明古国立国之本,当今仍在聚焦“三农”。神农氏炎帝对农业的贡献首推生产工具的制造。《逸周书·尝麦篇》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钅且、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耒耜、钅且、耨是当时最得力而有效的开垦、耕种土地的工具。但在树木茂密、荆棘丛生之地必先“焚山泽”,除去妨碍垦耕的草木,并使草木灰变为肥料,然后垦殖。制作耒耜、钅且、耨,除过直接用火烤“揉”为一定形状,必得用斧斤之类制作工具的工具“去斫”、“去凿”。而修火之利,“范金”,似乎又是制造斧斤之类的方法。陶器既是生产工具,又是农耕、定居生活必备器物。陶刀用于收获,陶锉用于锉谷、制作工具,陶拍用于制陶,陶球用于狩猎,陶纺轮用于制作麻、毛、丝、葛,陶网坠用于捕捞,陶鬲用于加工熟食,陶盆、瓮、罐等用于贮存,如水、粮食、酒、流食、半流食,既隔潮,又可防变质、污染。至于熟食在扩大人的食物范围,增加营养,便于吸收,增强人类体质,特别是大脑发育,防毒防病方面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火在照明、防寒、取暖、烘烤窖穴窑洞、墙壁、地面,驱虫灭菌,使屋壁地面坚硬,防潮湿方面的作用亦不可忽视。火攻、驱赶、诱捕、烟熏与陷坑、毒饵、石陶球、网捕、弓箭、矛刺等又是畜牧狩猎的重要手段。《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黄帝的功业在于“治五气、艺五种”,“教熊、罴、貔、貅、豸区、虎”(驯兽、饲养、畜牧)、造房屋、制舟车、制历法、音乐、嫘祖养蚕、织丝、制衣裳,把炎帝神农氏开创的农耕、畜牧、手工文明推向新的阶段。炎帝神农氏的姜炎族是姬周族的母族,轩辕氏黄帝的姬姓族是姬周族的父族,姬周族继承炎黄,发扬炎黄开创的农耕等文明理所当然。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祖后稷弃之前已有人作过稷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以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国语·鲁语上》云:“昔列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灭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柱为稷官在前,弃为稷官在后,宜其称为后稷,这也说明弃继承了炎帝神农氏后裔柱的农耕文明。



一部周人文明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继承祖业、弘扬农耕文化的历史,弃之后的历代周先公、先王始终不忘“复修”后稷之业,这在周人的多次迁徙中表现甚为突出。自弃被尧“举以为农师”,“帝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之后,“世后稷,以服事虞夏”,传到不穴出,大难临头,斯时夏后氏德衰政乱,废弃了农业等生产活动,周人不但“用失其官”,而且无法在故地生存,被迫逃亡于戎狄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弃并非不穴出的生父,不穴出是弃之后隔了许多代的子孙,《毛诗·疏》说得明白:“虞及夏殷只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史记·周本纪·索隐》引《毛诗·疏》,中华书局1959年版。因为不穴出及其先世在邰已居住了许多代,必然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畜牧、饲养技术和经验,所以才能在强大的戎狄势力间站住脚,并且建立了城邑。据《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唐《括地志》云:“不穴出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穴出所居不穴出城也。”不穴出为代表的周人在甘肃庆阳一带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复修后弃之业”,应当说起了决定作用;能建城邑聚族而居自有相当发达的农业作物质基础。

传到公刘周族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诗经·大雅·公刘》、《诗经·豳风》多处有描述。《史记·周本纪》云:“不穴出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史记·周本纪·正义》云:“公刘从漆县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为用也。《括地志》云: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也。漆水南出岐州普润县东南岐山漆溪,东入渭。”又云:“《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因知公刘曾居陕西彬县一带。《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旬邑下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按此说,公刘曾“都”旬邑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三邠州下云:“按:豳国城在今州东北三十九里三水县界,古豳城是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三邠州三水县下云:“古豳城在县西三十里,公刘始都之处”。《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四,三水县下云:“‘古豳城’地在县西南三十里,有古豳城,在庞川水西,盖古公刘之邑即此城也。”按此说,公刘居豳应是今之旬邑县。以彬县先周文化断泾类型集中分布于旬邑、彬县可知,公刘为首的周人活动中心当在三水河流域。他在豳地“复修后稷之业”,探水源、察地形,划地界,农、牧、桑、麻诸业蓬勃。《诗经·大雅·公刘》对公刘居豳时的生产、生活、社会情况作了生动具体的描述。他“自漆、沮度渭取材用”,制作得力的生产工具和其他器物;产品自给有余,“行者有资,居者有积畜”,族众为此十分庆幸;他“彻田为粮”,建立了初级剥削制度,加快了财富积累;他建立了保卫自己和族众的武装,“弓矢斯张,干戈戚扬”,队伍十分雄壮。其族人亦兵亦农,分三部分轮流生产、执兵,谓之“讠夭其军三单”;他修建了城邑、宗庙,“乃觏于京”、“于京斯依”《诗经,大雅·公刘》,召集宗族成员举行盛大庆典,“宗之君之”,周人迈向文明时代的门槛。传至庆节,周人又向文明前进了一步。《史记·周本纪》云:“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建立了自己的方国。庆节之后经皇仆、差弗、毁阝俞、公非到高圉、亚圉、公叔祖类时,周人已发展为商王朝西部强大的部族。故其后代对其崇敬有加。春秋时周景王曾说:“余勿忘高圉亚圉”《左传·昭公七年》。认为他们是发扬光大公刘之业的英明先公。从商王武丁卜辞中“周侯”的多次出现可知,大约此时周人受封为西方侯国。卜辞中还有商王常常发布命令,周人受命从征,参加了围猎,向商王献龟甲、子女等内容。在密切交往中,周人接受商文化加速了自身发展。

周人蒸蒸日上,开垦土地,发展经济,积累财富,周围戎狄十分眼红。他们对周人不断勒索、攻击,企图赶走周人占有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古公亶父审时度势,感到硬拼会被消灭或两败俱伤,便以“不以养人者害人”为理由说服族人进行第三次大迁徙,史称古公迁岐。古公迁岐后利用周原地区受先进的商文化影响较深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重新创业。首先是“贬戎狄之俗”,接受先进文化;同时大力发展农业,收获的季节,田野里割倒的庄稼“亿万及秭”,桑麻、果蔬布满山原;营筑城郭室屋而让族民分别围野而居住;“作五官有司”,建立国家机构;建立了宏伟的宫殿、庄严的宗庙,建立了军队抵御戎狄,卫护国内秩序;驱逐周原地区的畎夷。古公亶父的苦心经营为周族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准备灭商的行动从此开始。周人充分肯定其丰功伟业,追尊古公太王,歌颂说:“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太王晚年有意传位其妃太姜所生的幼子季历,以便进一步加强姬姜两族的联系,对付戎狄和商王朝。聪明的太伯和仲雍善解人意,痛快地表示愿意让弟弟继承王位,以便以后传位给姬昌。他们离开周原到了荆蛮之地,“入乡随俗”,“文身断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同时他们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和周文明。他们为以后西周王朝经营南国开了先河,成了春秋时期强大吴国的开山之祖。这就是周人历史上的第四次迁徙。

季历继位,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同戎狄激烈抗争。先后讨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乎之戎、医殳系徒之戎,巩固了周原根据地,并东进逼近商王朝。迫于周的日益强大,商王武乙三十四年,赐给季历地二十里及玉器、良马等以示笼络。文丁四年商王以其伐戎有功命之为牧正,且嫁女给季历:“执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诗·大雅·大明》。季历作牧正,证明周人在农牧业方面业绩骄人。

季历死后,其子文王姬昌继位。他竭尽全力发展经济,甚至亲自“康功田功”,“秉鞭作牧”;他仁厚恤民,“敬老慈少”;他作风严谨,“不敢盘于游田”;他勤劳国事,以至于“日中不暇食”;他礼贤下士,广招人才,“济济多士,文王以宁”。通政知兵多奇计的姜姓首领姜尚、善进谏多良谋的商大臣率甲及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等先后投奔文王。商王日益孤立,文王人才济济。文王胸怀大志,被囚禁羑里七年而矢志不移;出狱后“阴行善”,虞、芮等国纷纷向周靠拢,强大的反商联盟日渐形成;他扩充领地,使“三分天下周有其二”;他作邑于丰,把大本营设在翦商前沿,谓之文王迁丰,这是第五次迁徙。

文王迁丰后第二年死去,灭商重任落在其子武王身上。武王发展经济,奠定了坚实的灭商物质基础,巩固发展了反商军事政治同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终于在牧野一战,推翻了商王朝,建立了西周政权,并且迁都于镐。这是第六次迁徙。

武王即位,食不甘味,“自夜不寐”,谋划如何巩固、发展新国家,可是第二年便死去。周公辅佐成王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团结内部、平定了三监、武庚叛乱,制服了奄、薄等东方亲商势力,使周东土直达海疆;他营建了东都洛邑(今洛阳),建立了统摄东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从而为西周兴盛奠定了基础。至康王时达到了鼎盛,史称“成康之治”。需要指出的是武王、成王时的两次大分封,或称封蕃建诸侯,在全国要害地方建立了若干政治、军事中心(后来发展为经济、文化中心),由姬姓贵族,异姓亲戚、功臣、古“帝”王之后等分而治之,周天子居中统摄。分封实际上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迁徙,也是周人历史上第七次大迁徙。据《荀子·儒效》云:周初立国七十一,而姬姓独居五十三,周人由此从关中西部走向全国。随迁的还有殷人和其他族人。如随康叔到卫的殷民七族,随伯禽到鲁的殷民六族,随叔虞到唐的怀姓九宗,还有被集中於洛邑监管的“殷顽民”。这是以周人为基本的民族大播迁,也是周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周文明大播迁。它同前六次相比,无论从规模、深度、广度上讲都是空前的。他们把先进的农牧、灌溉、工商知识、技术经验和制度、文化带到了新迁地区。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艰苦创业。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得到空前交流和发展,与此同时,周代的文明,民族融合,也就在这种交流中大大迈进了。原来比较落后的地区到春秋时期不仅迎头赶上,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齐桓公的首霸、晋文公的继霸、楚庄王定霸、秦穆公霸西戎、吴越争霸,无一不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的较量。其实力则是交流、融合、发展的结果。



周人发展农耕文化并在农耕文明基础上推进社会文明是与周人重农传统密切相关的。从始祖弃到不穴出、公刘、古公亶父,无一不把农业作为求生存、图发展的根本,他们又都是通晓农牧诸业的行家里手。所以才能被尧举为农师,虞、夏之时世为稷官。西周时代,周“文王荷衰”,“即康功田康”、“秉鞭作牧”,不仅是周后王,而且是以农立国所有后人的“师表”,重农传统历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诸王,至厉王行暴政专制,宣王“不籍千亩”而中衰,幽王终于败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田里不鬻的土地所用制,分封制下的土地分级管理,井田制的经营方式,使劳动者与土地紧密结合,适应了当时农业发展的需要。孟子对其赞许有加,国家对农业实行严格的制度化管理,藉田之礼就是以礼治国的周代重要礼制之一。在土地经营方面推行效率较高的耦耕制,如《诗》中讲的“十千维耦”,“千耦其耘”。周人制作了耒、耜、镰、钅尃等从耕种到收获成套的生产工具。他们培育了黍、稷、稻、粱、禾、麻、菽、麦等优良品种,积累了植桑、养蚕、织丝知识。注意了水利在生产中的应用。重视施肥、中耕锄草,间苗培土。懂得防治病虫害和禽兽对作物的危害。从而得到了“亿万及秭”,“千斯仓,万斯箱”的收获。周人还清楚林、牧、渔、副的相辅相成的重要性。《诗》《诗经·大雅·皇矣》。中写周原,山上有柞、棫、松、柏,原野有灌、柽、椐。“漪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鱣、鲔、鲦、鲿、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诗经·周颂·振鹭》云:“振鹭于飞,于波西雍”,水鸟成群。1976年试掘周原遗址,扶风云塘制骨作坊,面积仅两百平方米,出土骨料竟达两万多斤。主要是牛骨,还有猪、羊、马和骆驼等。仅12号灰坑就出土骨料8000多斤,其中牛1300头,马21匹。

在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了周人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主要有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实证主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务实精神;天乾地坤、天父地母的宇宙观和亲地观念;土能生万物,地内产黄金的大地为财富之母的价值观;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的“修身”观;勤俭持家,耕读传家的“齐家”观;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的诚信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礼仪道德观;亲戚相忍、邻里相帮、睦邻友邦的处事之道;春华、夏长、秋实、冬藏四季相接,昼夜交替,寒来暑往,内向封闭,循环往复的思维方式及其运用于观察社会的“磨子天天转,江山轮着坐”,“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等等。

许多农谚也富有哲理和接近科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底蕴。“七十二行,庄稼为王”,强调农业的极端重要,农业知识技术的丰富和高深,手工劳动的艰辛;“庄稼一枝花,全凭粪(肥)当家”,强调施肥的重要;“谷润心,麦润根”,强调适时灌溉,节约用水;“稠谷子好看,稀谷子吃饭”,强调合理密植,疏密得宜;“情愿饿死,不吃种子”,强调培育、保存种子的重要性;“谷雨前后,点瓜种豆”,强调作物种植应与时令相合;“种秋争个前半晌”,强调秋季作物播种要抢时间、抢墒情;“六月天气妖婆的脸”,指农历六月天气变化多端,要及时收割,碾打收藏,龙口夺食,避免减少自然损失;“月晕而风,月润而雨”,“日头(太阳)进了潭,下得水涟涟”,指太阳落山前被乌云遮盖,可能会下大雨;“云往南,水成潭”,指夏季含雨云随北风而南,可能下雨;“云往北晒干麦”,夏季云随南风而北,不会有雨了,可以放心地在麦场晒麦;“早上雾一雾,中午晒死兔”,早上有雾,中午可能是晴天;“树挪一步死,人挪一步活”,强调人应坚忍不拔,自力更生,择善而处,不必固守一点;“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强调诚实守信;“投桃报李,礼尚往来”,指人要有情义,讲文明礼貌;“第一个当墙,第二个当娘”,指男性要有正确的婚姻、恋爱、家庭观,喜新厌旧,朝三暮四会自食恶果;“好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男”,指要约束自己,不要轻易换“鞍”——婚恋对象;“穷汉惯娃娃,财东惯骡马”,指贫富不同,则情愫相异;“隔风扬碌碡——没谱”,批评说话、做事不自量力,不着边际;“嘴上没毛(胡子)说话不牢”,批评少不更事,有点狂妄,说话做事靠不住;“猪娃子喝‘恶水’(刷锅水之类脏水)——胡吹哩”,批评为了自我满足而说大话,空话或不着边际的话等等。

综上,再透过制度文化的层面,如宗法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在卫护父权的同时,突出兄权,家族内则提倡孝和友,对他人讲信和义;分封制强调君对诸侯臣民要仁,诸侯臣民对君对上司要忠,君臣上下等级名分关系则用礼乐加以规范。礼乐制度,特别是礼是无所不包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它用于定名分,序等列。要求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依礼各安本分。“乐以和同”,昭示人们从心灵、感情深处求得和谐,礼乐相配,相得益彰。以劳役地租制为实质的井田制,使劳动者与土地紧密结合,使之有起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适应了当时经济,特别是农业发展。刑罚制度,目的是镇压反抗,制裁政治异己势力。但周人提倡德主刑辅,以德导刑,以德司刑,以德刑律己(当政者),把民当人,善意教化。兵制,周代建立强大武装,其职能是对内镇压,对外防御,但自武王伐商成功,即宣布纵马华山之阳,牧牛桃林之寨,振兵释旅,表示从此要偃武修文了。虽然后来并未真正实现,但比商代动辄用武,要算“文”治了,世卿世禄制,是维护贵族特权的制度,但也用德、礼、刑做了若干限制,也算是一个进步,至于德、礼、刑、政综合治国之术,则是周人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周文化、是走向人性化、理性化、伦理道德化、礼乐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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