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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与灿烂的中华文明

郑光

一、关于炎黄文化讨论的前提问题

20世纪前叶是西方文化在中国起主导作用,西方学术观念、崇洋思想、半殖民地意识弥漫全国的时代,反传统主义在中国或汹涌澎湃,或幽灵游荡,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一次次的劫难。这对中国古史、古文化的认识造成极其巨大的消极影响。中国的历史文化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打扮、改造,中国古史系统遭到彻底破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不敢谈三代以上的历史,甚至东周以上的古史也被极端者视为伪史;温和者认为东周或殷代以前为传疑时代或传说时代。此前的历史被视为神话传说,并非信史。“五帝”尚不可信,遑论“三皇”了。这深刻地影响到国人对中国古史、古文化的认识,这正是帝国主义者为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泯灭中国的民族意识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可悲可叹的。

如何看待三代以前的古史,这涉及到一个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当改变某些古史观念、研究方法,换个思维方式,就应当承认,不仅是“五帝”时代,就是“牺农”时代都应是信史。对“传说”应当有意义之分别:一种是原始文献遗失后,某些史料尚为口耳相传,或为后来文献所记录;一种是民间或文人有意地编造;也有真假参半的。炎帝的历史基本应是可信的,只是应当剔除那些明显是后来附会的神话。

二、名称辨析

炎帝始见《礼记·月令》、《国语·晋语四》,神农氏始见《易·系辞》。炎帝与神农氏往往并称为炎帝神农氏。当然也有认为炎帝与神农氏并非一事。《史记·封禅书》引用《管子·封禅篇》,将神农、炎帝分别作为封禅十二家之一。崔述、徐旭生等学者据此认为炎帝、神农是二人,只是为战国时代学者综合将二者合而为一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4页。我们认为,二者应是一事,而产生时代和含义各有不同。神农氏是国氏名,是历史上本来就有的。炎帝之名产生较晚。炎帝又称赤帝(如《逸周书·尝麦解》、《大戴礼·五帝德》、《淮南子·时则训》、银雀山出土《孙子兵法》)、烈山氏(《左传》昭二十九年)等等。作为与五方相配的五人帝之一,代表南方。“五帝”时代最晚者属北方颛顼《礼记·月令》,故“五帝”的产生当在尧舜之后。

氏作为国号或国氏土地名之一部分,在我国起源甚早。三代之前,国有国氏号,每帝有自己的氏号(应属登帝前之封号,即封地名)。《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子八人。”孔《疏》:“先儒旧说及谯周《古史考》皆以颛顼、帝喾为帝之身号,高阳、高辛皆国氏土地之号。”《史记·五帝本纪》:“帝喾高辛者”;《集解》:“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帝喾皆以字为号”。《索隐》:“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为号,喾,名也”。高阳氏、高辛氏皆为其登帝位之前封地之名或宫邑名,因以为号。孔氏所谓的国氏土地之号,国氏仅指封国,而非天下号。(《易·系辞下》“黄帝、尧、舜氏”《左传》昭十七年之“黄帝氏”、“炎帝氏”之“氏”皆为尊称)后来之夏后氏为天下号,即为夏代之称号。夏代历十七代。神农氏应即为一代天下之称号。神农氏共历八代,为轩辕氏黄帝所代。各代均称神农氏和炎帝。《易·系辞下》:“包牺氏后,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孔《疏》据《帝王世纪》云伏牺历十五世,神农氏八世。神农氏最后一帝曰榆罔。《易·系辞下》之“神农氏末”即指榆罔(司马贞《三皇本纪》:“《易》称神农氏没,即榆罔,榆罔犹袭神农之号也”)。《礼记·祭法》引《春秋命历序》:“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通监外纪》引《春秋纬·命历序》:“炎帝传八世,五百二十岁或云三百八十岁”。)司马贞:《三皇本纪》:“据诸子及《古史考》炎帝之后凡八代,五百余年。)各书所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皆将炎帝与神农氏并称,凡传八世。至于《史记·五帝本纪》所记的神农氏、炎帝皆指神农氏最后一代君王。所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得其志……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注意,《史记》作“神农氏世衰”,世者,代也,即朝代。一个大时代,非指一代人。(《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世亦为朝代、时代)。《索隐》云:“世衰,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皇甫谧所云帝榆罔是也。”《正义》:“谓黄帝克炎帝之后。”在史料方面基本遵从《史记》的班固《汉书》之《古今人表》及《律历志》以“炎帝神农氏”共称为一事。如果像崔述《补上古考信录》据《史记》上引文将炎帝与神农氏分为不相干之二者,实感别扭不通。即他认为,如果神农氏与炎帝为一人,那么“神农氏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既云世衰矣,又何能三战而后得志乎?”实际上崔氏思虑琐碎,缺乏全面贯通的考虑。所谓“弗能征”,“征”应通“正”,正如“正”通“征”一样。解决“诸侯相侵伐”何用天子出兵,只须出令整饬、管束、纠正,这就是所谓“正”。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引《枫山》、《三条》、《南化》本云:能征之征作正”。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云“征,《南北》、《枫》、《掖》、《三》、《狩》、《中彭》、《中韩》(作)正”。此言天下秩序混乱,炎帝也不加治理、管束,言其德衰。“凌侵诸侯”可用兵亦可不用兵,只须用帝王之特权予以压制,或令方伯解决便了。“神农氏世衰”,此“衰”按中国传统的观念(在先秦,统治天下重德不重力)是主要指德衰,如夏衰、殷衰为夏殷末世桀纣之德衰,非谓其无军事力量。一个王朝的兴衰,皆指其有德无德、得人心、失人心。这是显然的道理。崔述之驳,真莫名其妙。就《五帝本纪》全文来讲,开始讲黄帝之如何起事的,如何代替已衰落的神农氏的。在“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之前文字是一贯的,全讲的是一事。前代如何衰,国君如何无德,黄帝如何修德,取炎帝而代之。如果神农氏与炎帝是二人,言神农氏何得言与之不相干的他人。且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成事之前之二帝,何战炎帝而代神农氏?一人两称为何不可?在《五帝本纪》中黄帝不是也称轩辕吗?《史记》此文,实际可用《易·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一句话就概括了;此文又是《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囗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按二字当乙)少昊。……蚩尤乃逐帝,逐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又名之绝辔之野)”。和《逸周书·史记》“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按即涿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的具体描述。所不同的只是擒蚩尤应在败炎帝之前,擒蚩尤为黄帝受炎帝之命而为之。又据《左传》僖二十五年,晋文公将纳王,卜偃卜之,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曰:战克而王饷,今之王,古之帝也。此言阪泉之战为黄帝勤王之战,即上云蚩尤乃逐帝于涿鹿山之阿阪泉之地(今阪泉故址在涿鹿县涿鹿山北麓),黄帝受命擒蚩尤。战于涿鹿(阪泉涿鹿为一地)而克之。晋文公得此兆言。此次勤王,战必获胜,必得王饷,如炎帝饷黄帝那样(释“今之王,古之帝也”)。此亦证杀蚩尤在败炎帝之前。

崔述同时还用《封禅书》封禅十二家有神农、有炎帝二家。《索隐》:“邓展云:‘神农后子孙亦有称炎帝而登封者’。……皇甫谧云炎帝传位八代也。”神农氏既非一人,而是数代,何妨一人既称神农氏,又称炎帝;不同代或称神农,或称炎帝。《封禅书》言神农氏一朝有二帝举行过封禅礼。这种不同称呼是后来的人从修辞角度为避重复而为之。

总之,炎帝神农氏是一个大的政治时代或朝代的称呼,并非专指某一人或某一代人。也就是说黄帝所战的炎帝所代的神农氏,并非开国或兴盛时代的神农氏或炎帝,不是范金合土制作耒耜,教民稼穑,尝百草、发明医药的神农,当然也不是《易·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财,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神农氏,而应是《易·系辞》下文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之神农氏,即神农氏之末世。其君亦称炎帝。如果将神农氏或炎帝仅作一人理解,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何能甫兴即亡,如昙花一现。他哪有时间为人民建功立业?后代如何歌颂、纪念炎帝神农氏?人们何由称“黄炎之后”《国语·周语》。或炎黄子孙?

神农氏既为一大时代或朝代之总称,经历八、九代,每代皆被后人冒以炎帝。每代或因其居地(相当国都)另得氏名。如上述阪泉氏,因蚩尤作乱,逐炎帝于涿鹿、阪泉之地(即《逸周书》“徙居至于独鹿”),故此帝亦名之阪泉氏(诸家注此文时皆将此事与炎黄涿鹿之战联系起来)。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神农本都陈,又都曲阜。榆罔徙于独鹿,在阪泉之侧,固又称阪泉氏。或以为蚩尤,非也。”朱说是也。上引《逸周书·史记》“诸侯畔之”,按理诸侯服从或背叛皆对天子、帝王而言,而不是对反臣蚩尤而言。此即《五帝本纪》“炎帝欲侵凌诸侯咸归轩辕。”以此证明,作为神农氏的另称:烈山氏或厉山氏或连山氏(烈山在今湖北随州)或大庭氏(今山东曲阜),应当是以某代炎帝所居之地而命名的。这就像上面所说高阳氏、高辛氏那样。这样,神农氏炎帝有如此多的别称就好理解了。同样各代炎帝,可异其国都,可异其出生地及葬地也就好理解了。它们之间并无矛盾、冲突可言。

从三代前姓氏命名原则,姓一般是受赐姓者所出生的地名。第一代炎帝出生在姜水之地,故姓姜,其子孙历经“五帝”、“三代”,显赫数千年。

三、炎帝时代的性质、特征

第一,炎帝时代的年代推定。这涉及到一个年代学问题。西周共和元年前的年代,虽经“夏商周断代工程”数年努力,有了个初步的《年表》,但仍存在争议。本人虽参与其间,在年代上仍有保留意见。《年表》得来,主要以考古学为基础。笔者正是在此基础上持有异议。我曾著一文《关于中国古史的年代学问题》郑光:《关于中国古史的年代学问题》,《夏文化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认为夏代上限约在公元前23世纪中(或许应再晚些),唐虞年代约为前24世纪初或中至23世纪中。我们对炎帝的年代,正是在此基础上往前推的。宋代刘恕《资治通鉴外编》据有关的《世本》、《帝王世纪》等资料,认为黄帝、少昊、颛顼、帝喾、挚五帝共历341年。

炎帝共八代(炎帝、帝临魁、帝承、帝明、帝直、帝厘、帝哀、帝榆罔)。《通鉴外纪》:“自神农至榆罔四百二十六年。《春秋纬·命历序》曰炎帝传八世五百二十岁,或云380年。”诸家引《帝王世纪》或作520年或作530年。

我们对神农氏与五帝时代的年代均取整数,神农氏年代上限在前2400+300+500=前3200年,也就是说神农时代相当于公元前3200—前2700年。结合考古学文化,这段时间相当仰韶文化末期至龙山文化早期。

第二,炎帝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为了明白此时所处的历史阶段,还必须往上追溯,即懂得今天,必须懂得昨天。即将此段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阶段更广阔的环境来考察,方能明白。

历史的进程,从全世界考察,从地球上最后一个冰期后不久,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人类便从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从食物采集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农业随之而产生。它为至今的人类文明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故农业产生被称为“农业革命”,它又被称为“农业文明”。自古中国是以农业立国。中国文明打上了深深的农业印记。而至今一般人都认为西亚是农业最早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人类文明最早产生之地。不过一般人都认为西亚新月地带农业的产生在公元前八千纪至七千纪间,如权威的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而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美)伯恩斯:《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根据最新考古证据认为其最早年代为前7500至6500年左右,其间6000BC以前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此后方进入有陶新石器时代阶段,而于前3200年或3500年便先于任何地区,进入了文明社会。

中国历史的特异性,似乎一开始就表现在“农业革命”上。现在有许多考古证据证明是中国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种植、磨制石器、陶器作为新石器时代的要素都是中国出现最早,现已发现有好多处这个时代在一万年以上的遗址分布于燕山南北、经长江流域直至五岭南北。如江西的吊桶环及仙人洞、湖南的玉蟾岩遗址的年代最早均可达一万四千年以上、一万年之内、四五千年以上。反映中国农业发展情况的古遗址数以百计。若从夏商往前追溯,这一万多年按其发展情况,可分为若干阶段。这里姑且按我的同事任式楠先生的划分法将这一时期作如下划分:“农业从萌芽到形成(前1.2万年—前7500年)”;“农业的初步发展(前7500年—前5000年)”;“农业的发达(前5000年—前3000年)”;“农业的兴盛(前3000年—前2000年)。”在第二阶段,中国农业已脱离“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进入“耜耕农业”较为进步的阶段,而且粮食有大量节余或积存。如河北磁山遗址。在前6000年前的磁山、裴李岗文化的88个窖穴贮存有大量的粟粮,其中10个坑内堆积的朽化粮食厚达2米以上。据有的学者推算其总量约6.9万公斤。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由此可见此时农业发展的情况。

此时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一是作为我国古文化具有重要特色的玉文化(重德尚玉)的产生。目前考古发现最早者当属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玉器和同时的阜新查海的玉器及山东后李的玉器。此时已形成独特的玉器制作工艺,此时已有大量玉质礼器的前身成为此后的礼制玉器文化的滥觞。二是龟灵信仰、占卜术、巫术产生。距今9000—7800年间的贾湖遗址有23座墓葬以龟甲随葬,所随葬的龟甲多为成套背腹甲。成套龟甲中或龟甲碎片中多有数量不等的深色和白色小石子共出。根据历来中国人龟灵的信仰和用之占卜的久远传统,可以认为这些龟和石子跟占卜有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契刻的龟甲、骨器、石器、陶器符文,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有人将龟甲等物上的契刻与殷商甲骨文比较研究,阐明它们具有非凡的意义,即关系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文字产生的问题。贾湖遗址出土有25支骨笛,制作多较精致,已具备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结构,反映此时已具有很高的音乐水平。此时在河南、山东、辽宁出现了一些小陶塑。辽宁查海遗址还发现龙纹陶片和长19.7米、宽1.8—2米“石堆龙”,这就是后来的龙饰的前驱。此外在兴隆洼遗址、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和西门外遗址均还发现形象生动的兴隆洼文化石雕人像。这可能是艺术品,亦可能跟巫术相关,后来的石、陶、玉、铜的人形或人面的雕、塑、铸、绘的形象许多与巫术有关,应是源于此。湖南黔阳高庙遗址下层(公元前5000年以上)出土了相当数量和有相当高艺术水平的白陶陶器,其上各种花纹中的怪兽面纹、八角星纹与后来具有巫术意味的兽面、神怪面(有人称为鬼神面或祖神面)的纹饰、雕刻或铸或塑的器物应有直接的关系。八角星纹与凌家滩玉龟腹中所藏玉版中的八角纹相同或相近,此应与后来的术数如八卦之类的现象有关。

此期还有个重要问题是,天文学应当产生了。天文学是人类历史最早产生的一门科学,它是为了适应畜牧和农业定季节的需要。“对于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准则的天文学知识具有首要的意义”(李约瑟),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学问之一。所谓“天人合一”,天是最首要的。颁布历法是天子最重要的特权。如尧授舜君权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因此它的产生影响带动了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和历史的发展。天文学的产生,至少应在距今8000年左右。西亚在农业产生后4000年左右就出现了文明时代国家社会。中国农业如果从14000年左右产生,往后4000年左右产生天文学是不足为奇的(较之西亚,往后七八千年进入文明时代也不为过早。此点后文将加以论证)。为适应农业定季节的需要,就得以天上某颗星定某一时间,或用一系列星宿定各季节,以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中国天文学中一个重要现象的二十八宿应是从距今8000年左右产生的。

二十八宿起源的时间、地点在中西方学术界存在争论。其地,或云印度,或云巴比伦,或云埃及,或云中国。为印度争“最早”的有印度山古太《印度天文学》一书,它只将印度最早天象追溯至公元前3100年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4期。而主张起源于中国者则大有人在。竺可桢先生论证此问题举例有1875年荷兰人薛莱格《星辰考源》、19世纪中期法国人贝窝和20世纪初法国人德沙素《中国天文学》,还有日本人新城新藏《二十八宿之起源说》,都主张二十八宿中国起源说。西方及印度有关知识是由中国传入的。薛莱格以为中国东方七宿起源于角,而其余各国始于昴,故中国起源较早。而东方七宿始于角,而其中心为大火。由于推心宿之晨升适当春分,而角宿之晨升正在春初,因而断定中国苍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之安排,其年代距今16000年。竺可桢先生在《二十八宿起源》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一文中说:薛莱格认为,中国二十八宿系统形成于“火”星,在春分晨见,角宿一(角的距星)在立春时晨见等等的时期。他得出结论是,中国的二十八宿从公元前14000年起就已经存在了。薛氏之说,失之过早,但确有见地。比后来诸说囿于某种观念(或源于西方对中国的轻视或出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中国二十八宿之起源时间压得很晚要强。我国二十八宿的观察和划分是按赤道坐标系统的。竺可桢先生曾计算二十八宿各距星最相合的赤道圈的年代。部分或全部在南北赤纬10°间带形区域中的宿数,公元0年为14,公元前2300—4300年为18—20,公元前6600年为15。后来作者做了修改,根据星图推算公元前2370年、3440年、4510年各12宿,公元前6650年10宿说:“大致而论二十八宿之位置与五千年前之赤道最为接近。”。又说:“法国贝窝则谓二十八宿乃赤道上之星座,以北极与子午线为依归,其成立年代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印度之二十八宿实假自中国。”20世纪50年代竺先生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将二十八宿起源推迟到战国时代(这自然是受到某些观念的影响)。这应当是他一个错误。正如爱因斯坦根据1915年天文观测指出,宇宙是静止的观念修改自己本来是正确观点的方程,1929年又受哈勃发现宇宙是运动膨胀的事实的影响,认识到自己修改行为的错误,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今天证明,那些怀疑和否定传统文化的不少观念是错误的。由于不相信自己国家历史有那么悠久,很早就有高度发展的文化。直到现在许多天文学家(包括李约瑟)认为有种可能,《尧典》的记载确实是很古老的天文观测传统,但属于巴比伦。都不相信竺先生计算的年代,不相信《尧典》天象的年代在公元前二十四五世纪,因为那是原始社会、传说时代,不可能产生这些成就。不同意见的产生还源于学者的推算是根据几经变迁的星图,特别是比附西方的星图。此已不是原始面貌了。当然也有人证明《尧典》天象年代属公元前24世纪。有人认为“计算表明,二十八宿和赤道吻合得最好的年代约在公元前五千多年前。”伊世同:《杭州吴越墓石刻星图》,《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原文载《考古》1975年第3期。以北极星推算,中国天文学也应从《尧典》往前推,有人推测紫微宫之右枢作过极星,如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公元前三、四千年时,那时北极的位置在右枢星(天龙座)附近,所以那时的北极星是指右枢星。卡培德认为右枢作极星在前2750年左右。《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李约瑟认为左枢星也作过极星,据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图97推算,其年代约为前4500年。他还认为天一和太一,二星也做过极星,而时代比右枢晚。按其图中天一太一的位置,显然是唐宋以来的异说和某些经变异过星图的位置,不合《史记·天官书》和敦煌星图之甲乙本和唐时其他星图。竺可桢先生已注意到此问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表24注(5)也表疑问。天一太一二星据《史记》和敦煌星图,它的位置应在紫微宫南门正中之外。《史记·天官书》:“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意思是值当北斗与阊阖门口间有三星,北阴德二星,南天一星三星连线呈椭形,北粗、南端锐。《步天歌》,北极紫微宫“天乙太乙当门路”。天一位置同于《史记》和敦煌星图。有人据敦煌甲图,认为此二星是标“天”、“太”二字处之星,而不是标“天一”、“太一”处之星,显然是受唐宋以后某些星图的影响。在甲金文时代,天、大、火实为一字,天一太一意思是一致的。太一的哲学概念是道,是最高原理。作为天神是最高最尊者。只有北极星堪当之。《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史记·索隐》引《春秋合诚图》:“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史记·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作极星的时代,如果根据诸说认为前2400年春分时大火昏见的观点(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周秦主义的极星,紫微宫内之帝星亦称太一,足见天一、太一曾作过极星,其年代自然在公元前3000年以上,应早于右枢。北京天文馆《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1987年及竺可祯《二十八宿的起源》认为大火于春分昏见的年代为前3000至前2000年时)。且一般学者认为此时春分点在昴宿(法国人贝窝就认为春分日在昴,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一书中认为唐尧时代,约相当前22世纪春分点在昴六度,何妙福《岁差在中国的发现及其分析》一文中推断,唐尧时前2400年春分点在昴宿末度),我们姑以在昴宿八、九度算。现将前2400年春分点倒推50度,到井宿二十度左右《汉书·律历志》,我们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卷》图94为底图,校以伊世同先生绘制的《星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以前6000年的赤极为中心画出二分二至点的十字,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已越出前2400年的赤道圈东宫、南宫的数座星宿(房宿至虚宿)都进入前6000年道圈内,东宫七宿在赤道圈的分布较前2400年更为合适。这点很重要。郑文光先生说:“我国古代恒星的布局确实是以春天初昏天象为观测的基准点的,我国古代天文学可以称为‘春天的天文学’,即从整个天文学的起源可以看出是为了春耕生产服务的。”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8-99页。所以东宫星宿位置准确是很重要的。从星图上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大火星于立春日昏见东方。大火星是东方苍龙的心脏,是我国先秦一颗被作为“农祥”的农时最重要的标志性星座,故又称大辰。远古有火正祝融之官,此与主大火星观察或主天文历法相关。立春是一年春季的开始,中国从太古时期起也是以立春作一年开始。这也是农耕的开始。《国语·周语》记载西周之藉田典礼就在立春日举行,此日“农祥晨正”。先此九日,太史就向稷官报告气候:阳气蒸腾,土地解冻而脉发。立春前五日,瞽(乐大师)告暖融融的协风到了,标准农耕季节到了。天子举行了藉田典礼,就宣告当年农耕活动开始。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根据考古和气象资料,推断仰韶文化时期(前5000—前3000年)的气候必然比现在温暖潮湿。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1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近年来,有人说前3500年、前2000年各有一次寒冷期),较西周时高。西周尚以立春作为春耕的标志。更不用说公元前五六千年了(竺氏文中图2之“中国温度变迁图”中仰韶文化时较高气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前)。有人说我国黄河流域古代春耕开始于雨水(今惊蛰,汉以前此二节气与今天正好颠倒)或春分,看来是不正确的。那时的农耕肯定比现在早,故农祥(大火)立春昏见,宣告春耕开始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由此证明,竺先生过去对二十八宿产生年代的推算是可信的,也是说中国二十八宿体系从公元前6000年前就开始形成,它随实际的需要而产生,也随实际需要而有所发展变化。

二十八宿从公元前6000年前就开始产生,最有力的证明是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一座大型墓中的青龙白虎蚌塑。在墓主人东西侧分别塑一龙、一虎。龙、虎间之北端,还有一被视为北斗的堆塑。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当确凿无疑地认为这就是代表二十八宿的“四象”之“左青龙,右白虎”。中国古代墓葬中以二十八宿或其象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或简化为青龙、白虎,或单为一龙、一虎的图像随葬(或铸、镶嵌、绘于器物上,或绘或刻于墓壁墓顶上)。此现象至晚一直延续到宋辽。从考古发现看,此现象往上至少可以追溯至6000多年前。以青龙、白虎标志二十八宿最好例子之一是战国时曾侯乙墓中漆箱盖上所写一周二十八宿左右或东西宫两侧分别绘一青龙、白虎。这一现象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从仰韶文化以来持续了数千年之久,但还不能说西水坡龙虎图像是二十八宿产生年代的最早证明。这一事实证明中国二十八宿应远在8000年之前就已产生了。

因此,前7500年—前5000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文化的许多重要现象已经露出端倪,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第三阶段(前5000—前3000年)农业有了更大发展。考古发现了前4000年以前的灌溉系统。此时古文化遗址的数量和分布面大幅度增加。人们的居址已扩展到离河流较远的地方。聚落遗址的规模,其文化内涵和层次不断丰富和提高。这也反映灌溉系统水平的提高,导致农业发展,人口增加,社会和文化发展。据西方理论,灌溉系统的存在是复杂社会或按等级组成的社会产生或存在的重要条件和标志。

仰韶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已出现分化。遗址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以上的不在少数,其中有非一般人所居的大型房基也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发现有距今5000年前和6000年前的城市,如5000多年前郑州西山仰韶文化的城址,6000年前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文化城址。五六千年前的祭坛遗址也有不少发现。如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庙、坛、冢形成系统。诸多积石冢分层次的组合,很能反映当时社会某一级政权的状况。应当说,此阶段中国应该进入文明时代、国家社会。上举考古发现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应当说,还会有更多更新的,或许有更重要、时代更早的发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一阶段的文化有了更大发展。生产工具、生活器具更加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耕作用犁,至少从此时产生。此期在生产技术上有一突出进步是: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现了仰韶早期前4600年前的黄铜铸件。铸铜工艺的产生当比此更早。如在内蒙西台兴隆洼遗址中发现有陶范。这证明我国铜器文化与其他发明一样产生很早。彩陶艺术多姿灿烂。玉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玉器的种类、数量制作及艺术水平较前一阶段有较大的提高。它所包含的内容除生活用途以外,还向政治和意识方向发展。政治方面,它们多为权贵生前和死后随葬之用,用以表示其身份地位,特别是表示权力最重要之物装有华丽短柄美石钺产生了。如河南南召高塘村出土的仰韶文化双孔连弧刃玉钺(此钺与二里头一件有明显装柄痕的玉钺极相似)。距今6000年左右的江苏金坛三星村精致的美石钺(此外,甘肃、河南等地方还发现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权杖头”,“装柄玉或石斧”的彩陶图像),它被人们称之为“权杖”,并向商周象征权力的最高等级的礼器玉圭演变(后来又变为玉玺)。陕西南郑龙岗寺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早期玉铲(M119:3),似有装柄痕,是圭的另一式。这当是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按礼器的质料而划分时代,如果青铜时代以前有个玉器时代的话,本阶段应属玉器时代的前段,或称发展阶段。

说到社会进入到文明时代,一般人还有一个标准,是文字的产生。我们知道,殷墟甲骨文,它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在龙山时代也有少量的文字发现。文字从产生到成熟不经过上千年、数千年的历程是不成的。从已知八九千年前的贾湖龟甲和陶、骨器刻纹以来,在许多五千至七千年的古文化遗址的器物上有相当数量的刻画符号。虽然刻画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不能等同,但前者不能排斥文字居于其中。我们就已知的考古事实和文字发展的逻辑坚决认为,我国文字在五六千年之前肯定有了。

精神意识方面,主要是神秘主义意识。其中如红山文化的玉龙、玉龟、玉鸟、龟状勾云纹玉器等,与安徽凌家滩5300年前的玉龙、玉虎、玉鹰(按:当属龙凤合体雕)及濮阳西水坡龙虎蚌塑具有相同意义,上应天上二十八宿及四象,作为神灵的象征,下护佑地上的人们(当然是有地位的人才能享此福)。兽面形玉器、兽面状勾云纹玉器、玉眼珠的女神像、玉祖神、孙守道:《红山玉祖神之衣冠、乘桥及玉产地寻索》,《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1年版,第180页,图一至三。牛河梁、西水泉、东山嘴等等遗址出土的陶人像,那斯台遗址出土的石人像与凌家滩的各式玉人像,及关中陕南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或骨雕之各式人面绘不仅是艺术品,而且跟巫术有关,与厌胜、驱邪活动有关。

此两类神秘主义现象皆在中国大地上从七八千年前经夏商秦汉一直传承下来。

此时一个重要现象是上面已提到的与八卦有关的现象。上面提到的凌家滩玉龟腹中所含之八角纹图玉版,二物相组合,明显有占卜与八卦的意思。另外玉鹰(我们称之龙凤玉)中心也有八角形纹。此种八角形纹此时已分布较普遍。在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分布地区都有存在。

自古以来,人们皆认为龟神且寿,有灵气故可占卜。龟神通天,故《史记·龟策列传》所云:“龟者,是天下之宝也”,“知天之道”,“明于阴阳”,而天下“名龟”有八,其六皆与天象有关,一曰:北斗龟,二曰:南辰龟,三曰:五星龟,四曰:八风龟,五曰:二十八宿龟,六曰:日月龟。龟又为天文之四象之一,位北宫,名玄武。由于其灵且神,故“商人货贝而宝龟”《说文》。龟灵的信仰上已可追溯到八九千年前的贾湖时期。本阶段反映此信仰的考古现象分布得十分广泛,就以之随葬而言,仰韶文化、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等高广仁、邵望平:《中国史前时代的龟灵与犬牲》,《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特殊者,红山文化以玉龟随葬。以真实龟甲随葬现象至迟延续到晚商。二里头与安阳殷墟皆有以涂朱龟背甲随葬者。可见这作为一种传统保持之久。《左传》中有不少记载,一些诸侯国以龟壳作国宝或传家宝收藏的。汉代犹以之为“神宝”,藏之高祖庙之龟室中。作为占卜用具,从仰韶时代始,多以牛羊肩胛骨,从二里头始以龟甲作占卜之用,此法至晚商大盛。宝龟因有神灵故亦可用作占卜。

八卦跟龟联系甚为密切,龟形固象八角形:首、尾、四脚、两甲桥各居八方。八卦之基础意义即八角,然后是八个单卦按八个方位排列,故称八卦。《史记·龟策列传》:“卫平乃授式而起……四维已定,八卦相望”。式乃占卜用的木式盘。四维与八卦相对应,皆指木式盘上的方位。所以说凌家滩玉版上的四维、八角图案与龟、与八卦有密切关系,其他遍布广泛的八角形纹与八卦有关系绝不是穿凿附会。我们就近从凌家滩玉龟与玉版间的关系、远从八九千年前至汉代,遍布全国各地的传统来证此事。故不可将远古的八角形图与其他几何图形混为一谈,或将二者等量齐观。

本阶段我们之所以要着重讨论神秘主义之巫术和术数,是因为它是除经验、政治因素之外,形成中国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说以前我们将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上溯至尧舜时代,后来又上溯距今五六千年左右的炎黄时代,现据新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成就,和本人对古史学习、思考的新认识,还应将之上推,推至距今六七千年间。我们曾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绝不是虚构,伏牺时代,神农或炎帝时代应当存在”郑光:《浅谈中国玉器文化与上古文明》,《海峡两岸古玉会议论文专辑》,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1年版,第9页。现在看来,这个推论应当是正确的。伏牺创八卦,这是古来毫无争议的说法,只是现代疑古学者认为,伏牺只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八卦之源只能悬空。考古学的发展,结合现代科学的成果,这个悬空的东西,可以落到实地了。《易·系辞下》云:“易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以八卦是易为宗旨本源,它的产生,它深奥的哲理,是有充分依据的,即对天文地理的深刻观察,对事物的本原有深刻体悟、理解。它所依据的二十八宿产生于距今8000年之前,“四象”的实际代表物在距今6500年左右被发现。作为八卦的反映之八角形纹,也是天地之阴阳、四正四隅天地属性的反映。正隅代表一组阴阳,四正、四隅各代表一组阴阳关系。阴阳观念远在八九千年前的贾湖人就有,随葬龟甲数量有奇偶概念,龟腹中所置石子有黑白之分,其占卜也应论阴阳之数,还突出表现在仰韶等文化的彩陶纹饰上。有相当多的阴阳负抱图像和用“阴纹”和“阳纹”共同构成人或生物的图像。阴阳观念是中国特有的,是宇宙最本质的反映。阴阳三爻组成单卦,由八个单卦按四正四隅组成八卦图。现传的八卦图有伏牺的先天八卦,文王的后天八卦。从现代量子物理学的原则说,伏牺八卦更符合其对立互补原则和“S矩阵理论”以及莱布尼茨所发现的二进位制,也更符合遗传基因64个密码子的排列次序,而后天八卦则不能。后来的太极图也只能由先天八卦图的卦序中产生。故美国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这本有名的著作中,用来证明东方哲学智慧与亚原子物理学理论相同、相关和互补性,就是使用的先天八卦图。他认为《易经》中由阴阳互动所产生的,由三爻和六爻所代表的道(一阴一阳谓之道)反映在宇宙和人的一切情况中。它的基本思想是把一切看作是连续的流动和变化过程中,它与“S矩阵理论”都是强调的变化过程,而不是物体。变动转化正是自然界最本质的东西。在这种动态、变化的过程中达到宇宙的平衡、和谐和相互联系和依赖的有机性和整体性。这真是中国人了不起的大智慧,也是当今地球上所缺乏的智慧。从今天的考古发现可知所谓伏牺创八卦说绝不是虚构的。伏牺或伏牺氏也相当神农氏、夏后氏一样,是一个朝代,不是指一个人。伏牺氏这一朝也应包括若干代人。据《帝王世纪》,伏牺氏一共经历16代人,或云16代共1260年。我们姑以1000年计,由我们前面所推神农氏上限距今5200年再上推,则伏牺氏上限年代为距今6200年。若以1200年计,则可上推至距今6400年,相当仰韶文化的前期。由前述的考古学文化的情况看,当时完全具备了那种伏牺创八卦的历史条件,甚至八卦之术的创立或许更早,只不过是伏牺在八卦学中贡献十分突出。正如说神农创造农业一样,今天知道农业的产生在神农氏之前八九千年就产生了。既然已有了阴阳八卦的观念,五行观念也应产生,因为它们是完全相关联的。五行中亦包括阴阳、方位、对立互补、相反相成和运动转化的原理。

以八卦原理为本原的“易学”经神农、黄帝、周文王等的继承、演绎和孔子卓越地发挥而成为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东西就是道,或曰德(马王堆帛书《要》中,孔子自云,他喜《易》中之“德义”)。中和(阴阳转化过程中的中间平衡阶段)、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物我不分、万物一体,不承认任何孤立、静止的存在。道家老子的“道”也是对“易”理的阐述和发挥。“易学”原理渗透、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卡普拉在引用学者威廉的话说:“《易经》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化史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或者对它的论题的解释产生影响”。卡普拉:《物理学之道》,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今天更影响全世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形成一股“周易”热,今天它深入到许多门自然科学: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系统科学等等,也为21世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智慧。它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科学家的高度评价。18世纪初二进位制的发明者莱布尼茨就肯定八卦是“最古老的科学纪念物”,“伏牺是中华帝国东洋科学的创造者”。1949年著名哲学家捷恩说:“谈到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延6000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引自徐道一:《周易科学观》,地震出版社1992年版,朱灿生认为,太极(阴、阳)是现代科学的灯塔朱灿生:《太极(阴、阳)——科学灯塔初揭》,《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前面已谈到,八卦的发明并非偶然,这样伟大的智慧绝非原始人所能创造。它应是文明时代的象征。文明、文化之“文”字在甲骨文特别是金文中,是一站立的人的胸部绘一心形。这是有深意的,表示人应有智慧和道德。这心里美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这点应对今天的人有所启示)。故对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或发展水平的认定,不仅要从物质层面,有时更要从精神、文化层面。对于社会的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认识,亦应如此。

从“易学”反映中国圣贤在数千年前对宇宙本质的认识,现代又被西方科学用极先进、极复杂的仪器重新认识到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现代科学又重新发现了我们祖先几千年前就知道的智慧,这是很奇妙的、不可思议的。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中国有着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卡普拉称之为“东方神秘主义”,即静坐沉思。这又跟东方的宗教文化联系起来。这应该是很有道理的。在秦汉以前,我国宗教不发达,而巫术却比较发达。巫师可以在一种特殊状态下与内外部世界沟通,从而感知世界。一般人都认为巫术是鬼神迷信,是反科学的、是愚昧的,是有科学知识者所不能接受的。而在古代,在一定意义上讲宗教是科学之母,二者相依相伴。德国学者哈拉尔德·弗里切在《神秘的宇宙——从大爆炸到毁灭》一书中说:“从人类发展历史看,自然科学和宗教是相互依存的,它们是人类宇宙观的互补,但也是相互制约的。爱斯斯坦曾说过:‘自然科学没有宗教是个跛足,宗教没有自然科学便是个瞎子’”。中国上古时代的巫被认作是原始宗教,学者多从科学主义立场出发予以排斥、批判,这太为偏颇。把巫一概归之宗教类亦未必恰当。中国古代的巫既分层次,又分专业的。中国上古主管天文历法、历史记录、古籍的保存,史籍的编撰之史官,属巫史之类。太史公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抱怨自己的职业未受到皇上的重视,云“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也”。管星历者,称为“天官”,其实地位也不低(相当卿官)。农业与星历有关系,故主管农业的官后稷亦为天官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尧典》之注及疏。从医者,称为巫医。道家出自史官。有人说诸子都出自史官。可见巫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和作用是绝对不可轻视的。至于说中医、气功至今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不可将所有的巫均视为骗人、害人、危害社会的流俗之巫。占卜“易”理更是与巫有关,我们不可过于偏激,将《易经》当作占卦之书,连同其高度哲理、伟大的智慧一同抛弃。帛书《要》记载孔子尚能将《易》之“德义”与“卜筮”相区别,取前者,舍后者。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卡普拉说得好:实际上,《易经》作为一部睿智的著作,远比用于占卜重要。它启发了各个时代主要思想家的灵感,其中包括老子,他的一些深刻的格言就是源出于《易经》。孔子对《易经》进行了潜心的研究,所作的注释大部分辑入儒家后来编的《传》中,称为“十翼”。

说到中国巫师认知世界的方式有些奇特,除了像普通人一样观察体验世界,学习古人和今人以外,就是凝神静气、无思无虑,这跟印度瑜珈和佛教徒的沉思是不一样的。前面提到《易·系辞》讲“易理”之得,是由“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这只是认识事物的一个方面。认识事物的另一重要方式同样是《易·系辞》所讲:“易,无思也为,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就是在无思无为,忘却自我或物我不分的状态下,实现了物我相感应、相贯通的结果,这就产生了一般所说直觉或灵感。卡普拉认为:“科学和神秘主义是人类精神两种互补的表现,一种是理性的天赋,另一种是直觉的天赋”。有一句古代中国格言的大意是:神秘主义者了解“道”的根本,而不是它的枝节;科学家则了解它的枝节,而不是它的根本。“神秘主义的体验对于认识事物最深刻的本质是必要的,而科学则对于现代生活来说是必要的。”“东方神秘主义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和尽善尽美的哲学框架,它能容纳物理学最先进的理论。”确实,直觉、灵感对于古人认识世界是极其重要的。今天对于科学家来说,对科学发现也是极重要的。只不过是我们的老祖宗将这种直觉的智能极端专门化并推向极致。西方则偏重于理性智能,更多的依赖于自己所发明的机器或工具。中国哲人对世界本质的把握,如宇宙生成、结构、本质、特性等等方面问题,有的已被当代科学证实了,有的尚待证实,或许用仪器是永远证明不了的。如中医学上经络的本质?气为何物?经络的景象是中国人通过内景功夫独特的发现。几千年来造福于中国人民,造福于全世界人民。而西方医学科学则无法证实它。作为科学,它则不能得到承认。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消弭理性分析思维与东方神秘的直觉思维和沉思体悟的感知方式间的鸿沟和对立,而使二者互动互补。

所以,对于中国考古学上、历史学上的巫术现象应予以特别关注,抱以正确态度。卡普拉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披露了东方人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神秘主义的沉思。这也是它的智慧所以产生的奥秘。肯定了它所达到的非凡的高度。指出它为人类的生存,为克服地球上的种种危机,为实现宇宙本质所表现的平衡和和谐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卡普拉的宣传在西方社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东方文化的一些错误认识正逐步得到纠正。我们也应从中得到启示,不能沿着习惯性的观念和思维路子走下去了。不能妄自菲薄,应潜下心来,重新思考、深入认识自己的文化。

总之,距今六七千年是中国文化发展最为重要,甚至是最关键的时期,中国许多高度的智慧便滥觞于此。应当说,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亦是滥觞于此。他们思想的源头绝不是在春秋或商周,而是源于更久远。这也是整个中华文化的特点:树大根深,源远流长。

我们在这里费了特别多的笔墨讨论中国此时期的文化成就,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我们认为,这点是过去所忽略了的问题。

上面已将神农氏第一代炎帝的年代推至距今约5200年,则他居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农业发展第三阶段。此时农业已相当发达,文化已发展到一个高峰,为后世立下了亘古常新的基础,为人类留下了十分宝贵的遗产。显然神农氏炎帝在其中作出了很大贡献。顾名思义,所谓神农者,崇尚农业,有功于农业,为民尊崇。其后代有一名“柱”者做了农官“稷”,因有功德被后世奉为农神,接受祭祀直到夏代。炎帝在文化上,在易学上亦有大贡献。《帝王世纪》:“庖牺氏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回归藏”《初学记》卷二十一,《太平御览》卷六百九。按上下文义,黄帝、尧、舜引申伏牺神农之《易》为二《易》,曰归藏、曰连山。殷人所因应为伏牺《易》,曰《归藏》;夏人因炎帝,曰连山。炎帝神农氏又称“连山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故《连山易》应为炎帝《易》。明代程荣编《汉魏丛书》辑有一宋人自称在民间发现了古本《古三坟》。其中称伏牺氏《连山易》、神农氏《归藏易》、轩辕氏《乾坤易》。有学者撰文说此三《易》不伪,以驳伪书说。按,据《帝王世纪》前二者认为伏牺氏《归藏易》、神农氏《连山易》,则黄帝应为《乾坤易》。前面已讲《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伟大智慧,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炎帝神农氏在《易》学上也作过伟大贡献。

为后世万代传颂、永志不忘的,是神农在医学上的伟大贡献。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发明医药,疗疾救人。后世有一种传说,神农是玲珑玉体,能见其肺肝五藏,因而能化解药毒。这反映医与巫、易、气功之内景功夫相关。据《礼记·郊特牲》“记载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这正是《易》理、《易》学思维感知之万物一体,万物和谐原理的反映。

炎帝神农氏在农业、陶冶、制作等手工业、商业、音乐等方面作出过许多贡献,学者已多谈论,本文不再重复。这里只强调为一般人所忽略的炎帝神农氏在《易》学上的贡献。

按照任式楠先生对中国原始农业发展阶段划分的第四阶段;兴盛阶段,公元前3000——前2000年。此阶段相当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社会生产有了更大发展,人口有了很大增长,遗址分布面较前一阶段更大更密集,陶器种类更多,造形制作更加精美,特别是蛋壳黑陶的出现,使中国陶器制作已达顶峰,为后世所无法企及。显然这是与此时礼制的发展和加强相关。此时的青铜器制作有了一定的发展,为下一阶段青铜器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玉器的种类和制作较前阶段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特别是良渚玉器。此时中国大地上广大范围内玉器文化有个共同特点是:礼器特征十分突出。夏商周时代的主要玉礼器圭璋璧、琮钺及龙、凤、虎形玉,此阶段均已具备。首先它反映了等级制度祭祀礼仪的发展。圭、璋、璧、琮、斧、钺既反映社会等级权力的区分和统治者交际的礼仪(贽玉、献玉的礼仪),又反映人与天地及神灵的交往礼仪。因而此阶段应是玉器时代的兴盛或鼎盛阶段。反映整个社会聚落群和墓葬群的层级区分,大量城市的出现,说明了社会分层的网络结构有了更大的发展。作为多层级的社会,距离原始社会是愈来愈远了。

就精神文化领域讲,玉器文化既是社会等级区分和礼仪制度的反映,又是中国文明特征的表征。西方重金,中国人重玉。美好的玉是美好崇高道德的表征。重玉就是重德。做人应有高尚的道德,这是中国人做人之道。此时高度的玉器文化,是此时有高度文明的反映。礼仪制度亦反映出一定精神意识。《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物质条件越发展,人的贪欲越重,社会愈益分化,道德越废弛,故须加强礼制和忠信仁义孝慈的规范、协调。由此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面貌。

巫卜数术承上一阶段从器物到图像看都有所发展,而为商周完全继承。前述黄帝、尧、舜引申伏牺神农之《易》,传说周文王演《易》。除了演其“德”,即道、哲理意义外,术数也是所演的一方面。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政治的发展,物欲与权欲的增长,道德则易废弛,人的许多本能的智慧也会逐渐消失(现代社会亦然)。从哲学讲伏牺八卦(先天八卦)的德则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上面谈到,现代科学所发现天地生(物),最基本的秘密或原理与先天八卦图相合。而不合于后天八卦图,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的后天八卦或文王八卦(不一定是文王最早所变革),增加了一些占卜成分(如五行等),就使先天八卦的味道变了,其智慧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至老子、孔子,经过西周末和春秋几百年的乱世后,在痛苦中,深刻体悟到宇宙人生的基本道理和《易》学的真谛,提倡宇宙、社会、自身的和谐和秩序,反对危害这种和谐、秩序的个人欲望。孔子把《易》的“德义”与“卜筮”分得很清,重什么,轻什么分得很清,从而把《易》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这正如今天有识之士在各种危机尤其是生态危机威胁到人类生存时,才感到中国古代的统一、整体、和谐的宇宙观的高明可贵。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时发表的共同宣言中说:“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到2530余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夫子的智慧也是从现实需要,对古今文化的感悟,从几千年前的祖先那里得来的。

此时的天文历法有了更大的进步。从《尚书·尧典》、《左传》、《国语》、《世本》等文献反映,此时既能观象授时,又能制历。如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容成造历。掌星历之官有火正祝融,任星历的史官有重及黎以及羲和等等,此时的天文历法既符合农业生产和政治及社会生活的需要,又符合神秘主义神灵信仰、占卜等的需要。龙、虎、凤、圭的器物造形或纹饰应与天文之二十八宿及四象的信仰相关。

炎帝神农氏作为一个朝代,其后一半即在本阶段。应当说整个神农氏都处于一个智慧开明的文明时代。其帝国疆域十分广大。据《淮南子·主术》:“其地南至交阝止,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

结语

以上我们根据任氏原始农业的分期法,主要凭借考古发现和结合历史文献和现代科学的最高成就分析、讨论、叙述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前后的历史状况。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时间上下几千年,地域纵横数千里,尽管农作物、耕作方式、生活习俗(饮食、居住、日用器皿等等)各不相同,但精神意识方面的文化则相当一致,如玉文化特征、龟灵信仰、巫术、术数、星象信仰,特别是进入文明时代(即距今六七千年)以后,作为中华帝国政治制度和精神意识统一表现的礼器,不管是玉器、石器和陶器,在燕山及长江之南北均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此特征一直延续到商周及秦汉。

因此,需要纠正一个观念,炎帝神农氏时代,绝不是原始部落社会的时代,而是文明时代。这就不能以部落迁徙去解释某些传说或炎黄的关系问题等等。炎帝的活动或迁都应是一个帝王在其统治领域内的活动,而不是一个部落或族群向异地迁徙。要纠正的另一个观念是炎帝时代非传说时代,应是信史时代,这是跟文明时代国家社会相应的。

当然目前要接受此观点是很困难的。一是学术界长期受西方史学、人类学观念的影响或受按五种社会形态划分中国历史的史学模式的影响。或谓东周以前皆为伪史或称传疑时代;或称盘庚迁殷前为传说时代;或谓三代为奴隶社会,此前为原始社会。所谓传说时代可以理解为口头传说的历史,也可以理解为此段历史不一定可信,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就是理解为前者,商或夏代以前也只是原始的部落社会。因此三皇五帝的帝国政治体制的种种说法都是不可能的。就是有事实,我也要否定或尽量将时代往后拉。应当说此观念是极其顽固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观念界限,一般是很难越过的。另一方面受西方狭隘的实证主义观点的影响(实证主义从二次大战前就开始受到西方学者的批判,如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如果某个问题或某点没有实证,整个系统或某一问题便彻底否定。如以夏代未发现文字之故,整个夏代的存在及相关问题便被否定;或受开头提到的帝国主义为侵略中国的目的或西欧中心主义诬蔑、贬低中国文化和历史论的影响,或受实证论、贬低说作用下疑古思潮的影响,根本不承认东周以前或商代以前的古史。这样在学术界形成一种观念,史料必须是原生态,原汁原味的。好像什么时代的事,必须见于什么时代的史藉。某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语言、事物发生变易,有假;某书后来出现,有假;某事见于后来文献,不算数。只重局部不重全体。缺乏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阴与阳、虚与实、局部与整体、必然与偶然、清晰、精确与混沌、模糊相统一的观念(当然我们也应给予那些受社会环境或历史条件和考古资料局限的狭隘、片面的观念以同情的理解)。这也是接近历史真相的一大障碍。

只要尊重事实,从整体考虑,中国古籍、古文献经过历代战乱和政治原因,越早保存下来的越少,特别是战国以前的更少。文献在流传过程有若干变易,这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要找原汁原味的盘庚迁殷以前的文献,不可能,唐尧以前的文献也完全亡佚。你要找其时史料的原生出处,也是不可能的。它只留存于记忆中、口头上,以不断改变了的形式(不断变味)保存在后来的,甚至是数千年后的文献中。例如《说文》:“龙,鳞虫之长也,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以及至今流传民间的“二月二龙抬头”,都是指天文现象。龙是指二十八宿中东方苍龙宫。惊蛰至春分时初昏“龙”便从东方升起,标志农耕季节到来。此种天象是商代或夏代以前的,可是几千年后仍保留在书籍中,口头上。二十八宿完整的星宿名见于《吕氏春秋·有始览》、《礼记·月令》,不少学者便据此认为二十八宿产生于战国。前面已谈到根据计算,作为赤道分区体系二十八宿最符合赤道圈的年代在五千年前。据前面提到竺可桢先生《二十八宿起源的时代与地点》一文之原文,二十八宿在赤道上的星宿数,公元0年只有14宿,还不如前6650年有15宿,只比公元1900年之11宿多点。则二十八宿不可能产生于战国。它是几千年前产生的天文学成果,而为战国文献所全面记录。以上天文学资料是有科学依据,经科学计算的。而在古史中那些无法用这种方法证明的史料而遭冤狱者不在少数。所以,鉴于我国古文献流传过程的特点对于那些几经变异的文献、史料,或非原生的,失去原始出处、原生环境的历史资料决不能从感情、感想、某种观念出发,简单轻率地对待之。孔子研究夏殷之礼制等历史现象,虽时代距他并不久远,尚感文献不足征,可是他并不否定夏殷二代的存在。三代至今数千年之久,文献较孔子时散佚更多,三代之前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为何不予理解,为何只看重自己所要的证据,而置其他证据于不顾,便轻易否定三代和三代以前的历史呢!

对于那些关于“传说时代”的资料,我们必须从整体论的角度出发,予以全面系统地考察,而不能仅局限于局部,或以局部代替全局。就是在过细考察局部时,也必须将之放在整体一个大环境之中考察。开头已提到“传说”史料可以分为若干种情况,一是真的。即使是口头传说也不能忽视,司马迁为著《五帝本纪》,也曾到处采集黄帝尧舜的传说;一是真假参半。如《帝王世纪》言:“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虫乔氏女,名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其中的姜姓是真实的,从尧时的四岳、周时的吕尚及沿袭至东周之齐、许、吕、申等国的统治者,均继承炎帝之姜姓,而其中之感生说、异形说均起于汉代,为后来所附会。疑是民间或文人有意的编造。我们必须作过细的分辨,从而分别对待之。

本人在考察炎黄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时,就是把习以为常的观念放在一边,从历史(包括世界史)、考古及相关学科,从全局、整体考察此问题,而不是着眼于炎帝神农的名字,而是从大的环境,用尽量多的间接证据,用合理的逻辑推理,以证明炎帝神农氏作为一个大的时代是存在的,而且无疑处于文明时代,一个地域广阔、政治文化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年代问题上,在目前三代的年代尚存争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追求神农氏的精确年代,只求一个大致、合理的年代。这些方面虽然带有一定模糊性,但却是合理的。如果急于求解或追求精确性,硬是要坐实某个具体问题,反倒不大可信。

这是我们要在本文最后讲明我们探讨本论题的态度和方法。

我们对中国上古文明社会阶段划分的认识总结为:夏商周(前2200—前476年)为三代文明;三代以上至前四五千年为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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