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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炎帝文化的民本思想

王贵民

本文试着讨论炎帝神农时代的民本思想,分三个部分:神农氏时代及其民本思想内涵;进入历史时期姜炎文化在几个区系的传承;炎帝文化民本思想的历史经历和今天被研讨的意义。



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农业的创建发展之早,为古代世界几个文明地区之一,其肇端就在神农时代。今日中国考古发现的原始农业遗存,从距今六七千年上溯至一万年,内含农田型迹、稻粒、农具等。炎帝(早期)文化的基础是农耕文化,由其产生最初的民本思想为历代民本主义之源。

其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是:为民食、民用而艰苦创业,人人参与耕织而共生共享的原始平等、民主,人的仁诚浑厚的道德品质和友善敦睦的社会风尚。因其所处时代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氏族社会全盛阶段,文献记述和经典作家论述都可互证。

根据古籍的记载,神农氏创制的功绩为:规划田亩、凿井引泉、培植嘉种、制造耒耜和实施火耕等。与之相因的是改善农耕生活:用火熟食,作陶为器,绩麻为衣,择甘泉以为饮,味百草以为药,日中为市以利民,摸索节候以便农事,等等参见王贵民:《炎帝神农与中华农业文化》,刘征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

在这种开拓洪荒的艰苦斗争中,当时先民锻炼并展示出卓绝的自强自立、坚毅进取、为公奉献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已、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遗传基因。由此精神衍生出一系列的优良道德观念和淳厚的民风民俗。多种史册记载:当时人们专致力于耕织生产,怀其仁诚而无有相害之心,民风淳厚朴质,无争无欲,淡然无所忧患。当时的社会管理,只是“教耕”,顺民之性,就自然资源共同利用与享受,社会一俗同风,无奸邪意识,因而“刑措而不用”。所谓“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均平。”人们制作乐器乐曲,欢庆丰收,调剂劳佚,以“合天人之和”;举行蜡祭,报本反始,尽敬而非祈福;因用火、保存火种而形成“改火”之俗。相传《神农书》云:“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农不正,食不允;民不正,用不衷。”这就是炎帝文化中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参见王贵民:《炎帝神农与中华农业文化》,刘征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

民本思想之所以发源于农耕文化,除了氏族社会固有的性质之外,长期的历史社会发展、正常运转,无不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安居乐业,衣食无虞,才能供给国家机构运作的需求,天下才能稳定。农耕社会也最崇尚安静、和平与均等,赋有忠恕、求善的人际关系。参见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及第一章,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这样的社会,古人曾经作过很好的概括,那就是《礼记·礼运》篇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段话。“为公”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不只是说当时人们的公心,更是指那氏族社会的婚姻制度——母系对偶婚,即神农氏“知母而不知父”的情形;又说财货“不必藏于己”,出力也“不必为己”,也正是指的公有制度;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说到“选贤与能”,正是氏族成员十大权利义务的第一条;摩尔根:《古代社会》,三联书店1957年版。篇中还说到尊老爱幼、关照孤独残废者,这也是氏族成员义务之一。摩尔根说:“氏族的成员,在他们的忧患及困难之中都互相协助。”因为“在它的成员中,血亲的纽带是互相扶助的强有力的要素。”同上篇中还说到人们“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些与神农时代完全吻合。

不仅中国远古如此,古代世界各地亦然。恩格斯继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之后,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赞叹说:“这种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多么美妙的制度啊!”这里没有军、警、狱、讼,没有国王、官吏等等国家机器,而一切争端都由氏族内部协商解决;血亲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而很少应用的手段;虽然公共事务多,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的管理机关,有事则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大多是由历来的习惯把一切调整好了。这里,没有贫困的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与氏族,都对老年、病残者负有照顾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没有奴隶与奴役他人的事情,人人都自尊、公正、刚强和勇敢。

这些论述,同上引我国古籍的记载基本符合,只是更加细化了,因其是根据民族调查所得。这就完全证明了氏族制度的普遍存在,无论中外均大体相同;也说明了中国古籍的记载虽多出于传说,却不是完全虚构的。由此亦可见,凡氏族制度和道德风尚,也都是产生民本思想的源头。本段参见粱绍辉、任俊华《大同之世与炎帝时代》,《东方》2001年第1期。



炎、黄联盟而文化融合,但仍然可见二者的内涵有别。姜炎文化的承传、发展,下延“五帝”时期的“四岳”至商周,大致有三个区系(或时代):一是在西部由姬姜联姻,创造繁盛的周族农桑文化和孕育着内含民本思想的伦理文化典范。二是东方姜齐文化,以早期炎帝族与东夷的融合为背景,吕尚封齐,下及管、晏,其理念、治道与儒家明显有别,形成有特色的姜炎文化。三是南方的重农学派,崇尚神农之教;同时一些耕隐之士鄙薄儒家的行径,亦带有农家的色彩。这些都可以说炎帝文化在历史时期一脉如缕的流传。

第一,在西部,炎帝族在这里活动较早,时间较长,在今陕西西部留下很多遗迹,宝鸡地区有姜城堡、清姜水,民俗有神农庙,传说炎帝故地的华阳、华胥国也在其南境。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2页。可确定这个时代的考古遗址亦是很丰富的。所谓“炎帝以姜水成”是有根据的。姬姜联姻,渊远而流长,周人女祖姜嫄族地“邰”就在今关中武功县,周祖“弃”,幼居母家,学种庄稼,培育出良种,长大成了农业能手,被尊为“后稷”。毫无疑问,他是炎帝农耕文化的嫡传。从而他创造了周族的繁盛农桑文化,周人引以为豪,世代歌颂,载之《诗》、《书》,其中《豳分风·七月》、《大雅·生民》有详尽的描述。周初分封鲁国也带去这个光荣传统,写进《诗经·鲁颂·宫》。而且还形成一种后妃亲桑、管理王室内部女工、服饰、祭品等等生产经济和母仪天下的懿德典范。溯其源,也无疑是神农氏“身亲耕,妇亲织”的遗传。参见葛志毅:《论周代后妃在王室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管子学刊》2005年第1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反复强调:“当知稼穑之艰难”,于周代的伦理文化中,民本思想就成为它的主旋律。所谓文王“视民如伤”,所谓“如保赤子”,敬德保民,“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都是出名的成训。当初也是尽力实行的,故而保持了西周政权相当长期的稳定。这种民本思想随着建侯分封,也传播到各地。《国语·鲁语下》记鲁国敬姜有一个理论:民劳则思,就生善心;民逸则淫而忘善,就生恶心,并进而阐发勤政爱民的为官之道。

第二,在东方,可称之为姜齐文化区。这里原住居民是东夷部落,今天大汶口文化考古遗存对此已有多种信息。炎帝族很早就进入这个地区。史载夷族夙沙氏向其归服,后来齐国还有夙沙卫为官。齐国有一个姜姓逢国,亦很古老,据称乃是周太王妃——皇妣太姜的母国,其地就在今临淄附近。最早是东夷少昊部落爽鸠氏所居,传到周初灭了此地的蒲姑氏,姜太公吕尚被分封到这里。今济阳发掘出逢国贵族大墓,有铜器证明他也是姜姓。参见邵望平、高广仁:《炎帝与海岱区姜姓族群》,《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吕尚的先祖本是“四岳”之后,亦早已迁至东土,故被称为“东夷之士”、“东海上人”。史实表明,炎帝与东夷两种文化的融合时间不短,又有“夷俗仁”之说,与神农时的“仁诚之心”亦易于契合。它们就成为姜齐文化的古史背景。

吕尚到齐,立国伊始就显现出姜炎文化的特色。他的治国主张是“因其俗,简其礼,”尊贤尚功。相传吕尚曾与武王对话,说“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刘向:《说苑》。这和鲁公伯禽主张“变其俗,革其礼”,尊尊亲亲的、带有封闭性的治道,明显不同。相传周公旦当时便预见到鲁国将“北面事齐”,说齐政简而“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它尊贤,重用人才,不分阶层或地区,所谓“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尚功即包括重视发展各项经济,逐渔盐之利;注重实效,关注民生。管、晏继承这种理念和政策。管仲实行农、丁、商产业分治,倡言“仓廪实而知礼节”,农业施行“相地衰征”,军政上实行寓兵于农,同族相恤,人、家“相畴”,颇有神农时代的遗风;实行“三选制”征用人才。《国语·齐语》、《管子·小匡》。作为“莱之夷维人”的晏婴,长期辅佐齐君,以直言、敢死、节俭著称,力促景公实行民本政策,遏制官吏腐败,提倡宽征、平抑物价等。见《左传》鲁襄公——昭公年间,《晏子春秋》。

所有这些与鲁国比较,区别显然。大之如发展经济、重用人才、改革制度,鲁国长期没有什么建树。小之如春秋前期的“观鱼”、“观社”事件,都反映一开放、一封闭,齐、鲁文化的鲜明对照。《左传》鲁隐公五年、庄公二十三年。也因此最终导致两国的一强一弱。

《管子》书中引述《神农书》和神农功绩,在诸子间应是较多的,也是最早的。而晏子“批孔”也是第一人,鲁昭公被季氏所出,孔子来到齐国,景公欲封他,晏子即加以阻止,说:孔子的儒学“滑稽而不可轨法”,崇丧厚葬,游说乞贷,都不足为训;“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跄)之节”,那是“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说齐欲用他改变齐俗,就是不以“细民”为先了。《史记·孔子世家》。最末一句话便说明齐政的民本思想比鲁国要求实得多。无怪乎有学者认为《管子》是最早提出民本思想的,可备一说。唐代兴:《管仲的王霸学思想及其精神源流》,《管子学刊》2005年第1期。而一般认为,鲁国属于黄帝系统的文化,齐国则是炎黄文化的综合体(杨向奎)。齐鲁都流传民本思想,但所处地位、实行程度,两国相较都很有差异。孔子反对学农学圃,主张“民可使由之”、“庶人不议”,其民本思想的局限性、封闭性就较大。齐文化则比较开放,一直到战国的稷下之学,真可谓“百家争鸣”,其中都包含着炎帝文化的民本思想,如田骈的“五帝以吕,神农以鸿”,贵均、贵齐,尹文的“愿天下人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等等均是。

第三,在南部的农学家文化。许行,应是“四岳”的族裔,他倡导“神农之言”,从楚地来到滕国,滕文公也崇信神农之道而“行仁政”,让许行住下。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文公同他们相处得很好。同时,宋国的陈相、陈辛兄弟,背着耒耜也来到滕国。他们都赞美文公是行圣人之政的圣人。大家相见很高兴,一面探讨神农之道,一面议论时政,批评滕国一味充实仓廪府库而“厉民自养”的政策,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飱而治。”他们摒弃儒学,和孟子当面争论;提倡“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孟子·滕文公上》。这种向往远古的农耕生活,真可说是“神农之教”在阶级社会中的继承者、实践者。

在这里,还出现一批耕隐之士,他们鄙薄儒学,亦带有农家或道家的色彩,如荷篠丈人指责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一个楚狂叫接舆的,唱着歌,惋惜孔子奔走于乱世,不值得如此。他原是坚辞楚国重聘,甘愿躬耕而食,“夫负釜甑,妻戴织器”的人,也是一个农家者流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二。

以上史实,表明炎帝文化进入历史时期,依然绵绵流布,被人们追慕并实践。



最后,我们试论炎帝文化民本思想的经历、功绩及今日探讨的意义。炎黄文化这一整体概念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溯其源,二帝所处的时代及其思想文化都有颇大的差异,一为“甲兵不起,刑政不用”的氏族全盛阶段,已见前述;一为“外用甲兵,内行刀锯”,初步出现了扩张领土、征服他族的战争和脱离人民大众的武装、管理机构、官吏、刑狱以及等级礼制,就是说,黄帝时代已经从原始社会末期跨入国家形成的文明门槛。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说,黄帝文化标志着由野蛮进入文明,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我国古籍有许多记载,有的就说到“实为文明之渐”。参见王贵民:《炎帝神农与中华农业文化》,刘征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商君书·画策》就这一变化,说的比较全面:“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这是历史发展规律。有的学派则认为这是由“至德之隆”而“德又下衰”。《庄子·缮性》。但从道德层面上看,对于民本思想来说值得探讨。这种时代变化,前述《礼运》篇有相同的描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闭是用,而兵由是起。”

篇中说明这是由“大同”变成的“小康”社会,实是由原始共产主义变为阶级社会。孔子以为这种变化从夏禹开始,建立了“家天下”,这从传统的或新的史学观点来看,都不算错,但就今天研究的进展,还应认为是在黄帝时代开始了这一转变。

从此,正式建立奴隶制王朝的“三代”便上同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相衔接,这样就从思想观念到典章制度,连成一个圣德王功的道统,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由五帝至三王时代,就是奴隶制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阶段,炎黄文化中包含的神农时期原始民主、平等内容,已经不完全适合国家统治者的需求,这些政权的首脑多是黄帝系统的后裔,他们只追踪自己先祖的功德,如禘、郊等祭典系列即如此。炎帝姜姓的族裔不过是一些部族或小古国,因此,去古更远的炎帝文化,有一些就不可避免地退居非主流的地位。

然而,神农时代那种原生的、天然的淳厚而和谐的社会,还是引起人们不时的景慕、回望,有假托尧之口说:“朕比之神农,犹昏之与旦也。”周·尸佼:《尸子》。也有传说黄帝忧天下难治,梦游华胥国,见到一派原始、自然的盛况而悟得“至道”。周·辛研:《文子》。作为显学之一的道家,其理想的背景其实就是那神农氏族社会,老、庄都赞美那个社会“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子》第八十章;《庄子·胜箧》篇。《老子》主张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清静无为,澹泊无争,慈爱卑柔,所谓“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浑焉”,与《庄子》所说“卧则于于,起则居居”,都是指神农社会的精神状态。他们从这里也引出许多民本思想。《老子》说:“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谴责暴敛骄奢的统治者为“盗竽”《老子》五十三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子》七十五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老子》七十七章。指出无为无欲才能达到“民自化”、“民自富”、“民自正”。《老子》五十七章。《庄子》书中,很多以寓言形式发表政治观,除“批孔”之外,他的反传统政治及五帝时代的人事,黄帝也在所难免,甚而把黄帝描述为宗道求教的形象。看来,所称“黄老”之学,若仅从学术角度,倒不如称“农老”而名副其实。

诸子百家学派不同,却有一共同之点就是都提倡民本思想(极少数除外),民本思想里不能不包含炎帝文化。自是之后,追慕神农社会,寄托民本思想,代不乏人。典型的如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描绘出一派桑竹田池的美景,男女老少怡然自得的民风,而所说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正是老、庄的语言。是故被人评以“真羲皇之想也”。这种“理想国”的设计,就是出于“秋熟靡王税”的政治理想和慨叹古今“淳薄既异源”的感情。后来唐代王维继写《桃源行》古体诗,描摹山水田园人情物态,美妙动人,使之千百年来人们寄以无穷的遐思向往。

在阶级社会,统治者也知道“民为邦本,食为民天”的要义,而继承炎帝文化以来历代形成一个系统的民本思想,对他们也是一个压力,从而在施政中也多少加以采纳,那种暴政暴敛也有所被遏制。历代王朝都奉行先农祭祀,举行藉礼,王亲耕、后亲桑,尚有神农时代的遗制。这虽不免逐渐流于形式,不过还不见有人公然反对这些举措,就是因为“民之大事在农”。

在宣扬、奉行民本思想的程度上,主流学派和农家学派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农家以外的学派多半处于建言的地位,从无身履行:他们的学术思想本身也存在严重的局限,那就是这种民本思想始终被纳入“统治思想”的规范之内。孔、孟的民本思想不能不说丰富、全面,然而孔子强调“正名”,维护等级身份,严格君子、小人的畛域,鄙视农业劳动,等等;孟子创立仁政学说,重视民本,直至提出“民贵君轻”的卓越命题,可是他鄙薄农家(及墨家),在批驳君民“并耕”的观点同时,提出了“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完全是剥削阶级的理论,恶劣影响两千多年。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充分阐发和力促实现所倡导的民本思想。当然,这不只是“圣人”的局限,而是历史发展规律起主要作用的结果。

历代农民起义则是民本思想及其政策的极度渴望者、坚决实践者,他们向统治阶级发出挑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提出均贫富,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人人有衣食等响亮口号。他们虽然一次次失败了,但也一次次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迫使他们逐渐改善政治,调整政策,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地推动历史前进。追根溯源,这就是源远流长的古老民本思想的积极作用、历史功绩。

长期的阶级社会里,“大同之世”已成一抹史影,民本思想处于尴尬境地,历史发展到今天,探讨这一课题在当代与未来的意义,似乎还有必要。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是历史发展规律之一,从“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转入“天下为家”的私有制社会,这是一次否定;在漫长的历史中,包含着的统一对立经过无数次的斗争,逐渐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又可以转变为科学的共产主义,这是又一次的否定。这即是由公到私,又由私到公的一次大循环,却是更高而向上的大循环,人类社会就是以此种螺旋形向上的循环而不断发展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因此,神农时代的大同世界、和谐社会,进入阶级社会而被改变;经过几种社会阶段的演进,今天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持续加强经济、文化建设,发展高科技,达到物质、精神文明的高水准,逐步实现新的“大同”、现代的民主、平等,造成新的仁诚淳厚的道德风尚,构建友善敦睦的和谐社会,便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当然,这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通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的方式也可以有多种,须经反复的验证,而社会制度的性质则依然是根本的。就说农业,恩格斯在研究德国马克公社历史变迁之后,指出:“农业在欧洲只剩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从事社会主义的经营,为社会主义的利益而经营。”“这样一个自由农民阶级”,能得到他们的“天然同志”工人的帮助,就知道怎样作(当为作得更好)。恩格斯:《马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页。

由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漫长时期中,一方面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以及吸收现代科学管理方法,加强执政能力;一方面需要继承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炎帝文化,及其中的民本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成分。它的坚忍不拔、开拓创新、为公奉献的精神,仍然是我们所阐发、吸取的珍贵财富。由此,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复兴、大奋进,使全民族臻于“大同”之境,为人类发展、和平作出示范性的贡献。人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应该让这个预言成为真实。今天我们研讨炎帝文化的意义当在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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