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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文化研究及有关问题炎黄文化研究及有关问题

石兴邦

研究中国古代史,不论是文化的中华,还是民族的中华,或是历史的中华,就史料而言,不论是文献的中华,考古的中华,或是古史传说的中华,炎黄文化最有典型代表性。

历史上作为东方大陆主体的民族国家和世界诸文明古国相比,我们在文明起源与国家出现诸文化因素的探掘和研究上,是比较落后的,特别在标志文明的几个重要因素问题上,没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我们要加倍努力补上这段空白。像:

(1)在文字的起源和形成上,早期的文字形体,我们获取的只有简单的刻符和陶文。依据郭沫若先生的提示它距离发展到甲骨文的阶段至少有两千多年的时间空白。

(2)在农业的起源方面,粟和稻已有形成中的驯化品种,而缺乏原初形态作物遗迹,其演变过程和原产地址,尚未探清。

(3)国家的形成和诞生,虽有夏代的史迹发现,但其渊源、发展过程尚不明晰。还不能形成体系的发展过程。

(4)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即原史时代(我国的五帝时代)虽然发现了不少史迹,包括城址、祭坛和聚落,但城邑中的迹象没有揭开,其真实内涵还不清楚。

所有这些迹象都包括在炎黄文化的体系遗存之中,有些我们还不知,有些知之甚少,有些知之而不全备,没有整合起来,有缺环,有错位,有断层,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弥补,重新解析和审读,使之完整地恢复原貌。需要下一番大功夫。

由“夏商周断代工程”到“文明起源的探索”,这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系列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并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在探索的理论上有所提高,科学技术有所完善与发展,为顺利地进行探源工程准备了条件。炎黄文化的研究是探源工程的前奏,是其整个工程的有机构成的一部分。目前,在探源工程启动后,全国古史界出现了一股新的研究热潮,在中央和地方(特别是黄河区域)连续举行了多次文明探源学术讨论会,特别涉及到与炎黄文化研究有关的问题。我们迎来了有效地研究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和规律的最好机缘,是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时代为我们提供的资源和条件,作出不愧对时代所期待的成绩。

以下我将缕陈有关我国古史与炎黄文化有关的几个论点和问题。

一、首先我们要对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开拓形成,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特点是:以“一元多支”和“众支融合”的形成模式和过程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文化的传承是十分广泛而深邃的、久远而弥新的,也是延绵不断的一个创造积累过程。从民族文化的科学涵义来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是“孕育型的文化”,不是传播的移徙性的文化。也就是说是土生土长的文化。从古到今是较为稳定的一直延续下来的人类文化族体。保持着种族特性和文化传承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有人曾提出,诞生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东方大陆,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人类及其文化发祥地。如果我们从已知的蓝田人、元谋人、北京人、大荔人、南京人,以及晚期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等的体质特征和演化的特征有机联系来说,那是确凿无误的。

大体在距今两三万年到一万多年期间,我们祖先完成了人类文化史上第一次大的技术进步,或技术革命,进入了新的细石器工具为特征的文化时代,以下川族群为代表,我们祖先进入高级采集经济和发达的采猎文化。在此基础上,由高级采集文化,进入了原始农业阶段,促使原始公社向氏族社会发展,我们祖先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在这个源头下,在祖国大地,各个生态文化区里成长起来的各个人群,就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各个族群,他们长期在不同或相同的生态特点下,形成了相同或相异的文化特征和模式,这就是我们今天多数兄弟民族的族源,追溯起来他们都与这些远古文化有着血缘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一元而非多元源,是一元多支或一元多系,大体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后,已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原始文化共同体,这就是炎黄文化的胚胎时期。大体相当于前仰韶文化时期,经济上是从“采集农业”向点播农业发展的过渡阶段。

二、炎黄文化的历史素地

炎黄文化是中国古史传说记载中的五帝时代早期。徐旭生老前辈一再申述:中国古史传说,多有文献可征,而且有相关的考古资料印证,不是面壁虚构而有真实的文化素地。根据现在考古发现与文献的整合研讨,炎黄文化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中期阶段,即原史时代的初期。距今约六千到五千多年。这时正是黄河流域最适合人类居住生活的温暖期,生态条件十分优越,在洮河、大夏河、湟水和渭河、汾河、洛河、伊河流域形成了几个富裕的食物采集区,并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生态文化区,使粟作农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仰韶文化传统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成为中华民族文明成长的摇篮,即炎黄文化的发祥地。

根据现在考古学界对仰韶文化的氏族部落的初步研究,可分为五个系区:

(1)中原系区——以泾、渭、汾、洛各河流域为主(核心成长区);

(2)东翼——后岗文化系区,漳河、海河流域;

(3)南翼——龙岗寺——下王岗系区——汉水中上游、丹江及唐、白沙流域;

(4)西翼——马家窑文化系区——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

(5)北翼——内蒙古中南部海生不浪、白泥窑子类型。

每个系区都是若干个部落或部落联盟,不同规模和性质地聚落分布在一起。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统计数据:青年学者巩文,对宝鸡到郑州之间仰韶文化晚期的12个聚落群作了调研,她按聚落的规模大小分了四级:

特大级的(面积在50万平方米以上)37处;

大型的(面积20—30万平方米)28处;

中型的(面积10—20万平方米)164处;

小型的(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下)1129处。

大小共1358处,两种大型的合计65处,这样分成大、中、小三级,其组成形式是宝塔式的,我们暂不论这些聚落的真实面积有多大(肯定有出入),可能出现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三级组织,加之城邑和大型聚落的出现,这时已经进入原史时代,走到了文明社会的门槛,与传说中炎黄文化时代是相整合的。

许顺湛同志在《五帝时代研究》一书中,对豫西和豫南地区的仰韶文化聚落作了调研,得出了相似的结果。据26个聚落大群的统计:特级聚落(50万平方米以上)8处,一级聚落(30万平方米以上)18处,二级聚落(10万平方米以上)67处,三级聚落(10万平方米以下)417处。以豫西区为多,比较起来没有关中地区那么稠密。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在1358处聚落遗址中,仅宝鸡市就有500多处,占三分之一还多。宝鸡市这一庞大的、富裕的食物采集区,其特点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我将这一信息函告曾写过《东方摇篮》这本名著,主张中国文化本土论的何炳棣先生。他很惊讶。他说这比西亚古文化分布密度大数倍,是全世界古文化遗址分布密集最高的地区,应该好好研究问题所在,值得我们重视。我国史籍明文记载,炎黄二帝均崛起于宝鸡,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以姬水成,宝鸡是二帝的故里,也是他们的发祥地。

我想除了这个地方自然生态特别优越外,可能是炎黄二帝初期活动地的中心的核心,是文化重地和圣地的原因。

大体在仰韶文化的中期(约距今6000年)即庙底沟文化时期,仰韶文化的发展已形成一个大的原始部落王国,由中原向四周发展,南达江峡、江汉地区;西到黄河上游、洮、湟水域;东北辽河上游与红山文化相接融;东南到淮河下游并与东南的马家滨文化族群相融合。并与当时周边文化接触和融合,形成一个大的富有融合性和凝聚力的文化体系,以龙、鱼、鸟、蚌、蛇等为图腾的氏族和部落社会,内蒙古的土龙、河南濮阳的蚌龙和湖北黄梅的石子龙三龙相连,将这一文化体系的各氏族部落凝结在一起。

这时,成长于仰韶文化东边的大汶口文化,其南的马家滨文化,南边的大溪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等诸文化共同体,都有仰韶文化的渗入,给后者以较大的影响。

在距今5500年左右,即仰韶文化末期进入了原史时代。龙山文化承袭了仰韶文化,传承到了新的历史时代,这时已进入了文明时代。从陶寺文化(尧、舜)到二里头文化(夏)的内涵分析,这时社会起了大的变化,城堡聚落出现,礼器组合普遍,文化内涵复杂,文化族群间的交往密切。由于族群的开拓统合,才形成大的族群融合体,在各个族群的历史文化成分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族系族群之间的血缘关系和文化纽带日益密切。经过将近千年的文化融合过程,使居于中原地区夏部族成为中华原始共同体融合的自然核心和国家统一的主体,在中华大地上,一个地域辽阔的原始帝国诞生了,这就是我们传统上的夏朝,中原大地进入文明时期,我们习称为华夏文明。我们从以二里头文化系统为代表的夏文化的考古学因素而言,她的内涵是复杂的,既有传统仰韶——龙山文化的成分,也有江淮地区、东方海岱和淮海地区、还有东南的马家滨文化、江汉地区文化、西方秦晋地区及北方地区同时代的氏族部落文化成分。她是庞杂而多支的,也就是说夏代王朝的诞生是在方国林立的融合与组合的历史下形成产生的。由此看来,形成如此巨大而庞杂的文化共同体,是各族群的智慧、力量所共同建立起来的,夏部落是其主要的推动者和维护者,组成的各个方国族团为共同体的统一和发展,为文化领域的开拓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文明的发展,促使第一个国家实体夏王朝所以出现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是由于:

(1)在这里最早形成了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强固的原始文化共同体,作为凝聚周围氏族部落的基础和核心。

(2)黄土原地得天独厚,土地肥美,长茅草而不长森林,可以广泛使用木制工具耕植,适于原始农业的开发,生产力高,经济较周边地区发达。

(3)土地辽阔,幅员广大,又无天险阻隔,利于氏族部落之间的交流、融合,便于凝结周边部落,居天下之中而辐凑四方,盖得地理条件之便也,非其他地区所能比。

从这时起,在以后的长期的演进过程中,各族群共同开拓创造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共同体,即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维护大一统的民族文化意识,而其核心是长期历史进程中所锤炼出的特有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具体是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和拼搏精神,博大宽容、互相友爱的和谐精神,注重实际、身体力行的现实主义精神,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敬业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扶弱抑强、济穷帮困的人道主义精神。凝聚力是这种精神的表现形态。中华大一统则是这种精神体现在国家价值取向上的表现形式。这三位一体的内在结构形成了中华之魂的精髓,这是我们民族最核心的珍贵品。因此,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与邻近地区和国家民族有着良好的精神关系和友好往来,在相互的交往中形成了东方文化的体系,并在相互接触与融合过程中,促进这一文化体系的稳固和发展,这是中华民族对东方和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

从炎黄文化到华夏文明以至其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一脉相承而发展延续下来的,最终验证了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

三、我国拥有完整、系统和深邃的民族历史文化沉积,积淀之丰厚,世界罕有其比,概括言之,有四类或四个层积

第一类最深远的层积,是百万年、数十万、数万年来不同地质时代、文化发展时期的人类本身遗骸遗存及文化制造品的遗存及其与之相关的史迹场景,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第二类层积是历史民族文化层积,从文明时代开始,活跃在我国领土上的、曾进行过创造性的历史活动的、各个历史时代的各族群,及其史迹业绩和记录,都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是我们民族发展成长的支柱。

第三类层积是现在56个民族的活动及其史实所形成的各种记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果实,是我们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追溯其历史根源,弘扬其精神内涵。

第四类层积是古代早期人类活动的口头承传而转为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我们称为古史传说时代,以氏族社会、古代社会和原史时代的事迹为多,中国的传说,多是有据可考的。

我们从史迹、文献和考古遗存等多种资源,结合分析研究,基本是整合的。内容十分丰富,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库存档案。它是我们取之不尽、掘之弥深的文化资源。

四、中华民族先民是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民族,最先开拓了亚美大陆的拓殖事业

中国大陆是古代亚美文化的策源地,是中国先民首先开拓了亚美大陆之间交往和拓殖事业,他们迈向美洲的道路有海、陆两条大道。北路是走陆路,由华北出发到北美;南路是走海路,由华南出发跨过太平洋到中南美洲。

(1)北路,从华北草原出发,大约距今20000-10000年期间。旧石器时代末期即下川文化时代,以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为主体的远征团队,在冰期消退以后,跟随他们的畜群,追奔北地,通过北亚草原,跨过白令海峡而到北美。据美国学者威廉考证,其后到六七千年间约有四次向美洲迁移。先到北美,随后向东向南美移徙。我们在美国看到新石器时代(距今5000—4000年)其居式和建设方式与华北仰韶文化中的特征十分相似。至今在北亚和西北美还流行《白云童子追赶太阳》的故事。相传太古时代,在北亚草原,有一群白云童子,他们赶着牛群向东边追寻太阳出来的地方,日以继夜,不停前进。这可能是北亚崇拜太阳神的氏族,今日美洲印第安人种族特征和文化模式是东方蒙古类型。美国学者普遍承认他们从东亚(包括中国在内)移植过去的,最早可能是在下川文化时代。康有为考察世界各地,他说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和习俗很像中国人。张光直先生在划分人类文化属性时,将美洲土人与中国人都归于东方文化模式的范畴,基本是正确的。

(2)南路——海路,是由南方百越民族开辟的海路。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由南亚和东亚蒙古人组成海洋团队,跨过太平洋进入中南美洲,完成了亚美大陆之间的海洋拓展之旅。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居住在华中和华南的东亚和南亚蒙古人种的族群先驱,因受中原居民发展的影响,不断地向南向东移徙。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族群,他们适应了海洋生活习惯,并向太平洋西部沿海岛屿扩散,形成了巨大的南岛语族群体,特别是从距今5000—2000年的三千年期间,在适应海洋产业的过程中,一部分族群跨过太平洋进入中南美洲。联系这种族群与文化的移植,亚美大陆和太平洋海域的广阔地区,历史地形成了庞大多样的、有世界性地位的东方型文化传统体系。

在黄河流域炎黄文化形成和发展之时,距今约6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农业文化——大溪文化的族群经过湖南、浙江向长江流域发展;中游赣江流域的氏族部落文化,通过北江向广东发展,直到珠江三角洲。东方沿海的大汶口文化,沿海岸南行转移到台湾、福建和粤东地区。这些部族到达东南沿海后,大体经过一千多年的适应海洋生活和海洋产业的规律后,大约距今5000年前后,开始了罕有的从事海洋生活和产业的垦殖。根据史源和文物察知,当时分居这一带的先民,百越先民向海移植,大体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南路,从广西南部,沿印度支那东海岸到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的海域的岛峡;另一条是东路,从福建、广东东部沿海到台湾,再由台湾向菲律宾及附近的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等地区,然后到达中南美洲等地。参与这一拓展之旅的,西部是以百濮为主的濮夷族群,东部是以百越为主的夷越族群。在发展与转移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南岛语族集群,这样一个庞大而富有活力的民族机体,开发和建设这辽阔的大洋洲海域达三千年之久,创造了人间的奇迹。

在长期开拓海洋产业的过程中,各个族群将其固有文化的典型品都转播在这些岛峡,像生产工具中的双肩石斧、有段石锛,作衣服用的树皮布,意识形态上的火祭,鸟图腾崇拜、太阳崇拜、岩墓和悬棺葬、拔牙、文身等习俗和二分制的氏族组织等文化形态,应有尽有,特别是树皮布的传播,有人与丝绸的西传相论。

中华原始南方族群所以向海洋移植的原因,可能是一种宗教意识的信念和追求,如崇拜太阳或要获取海洋中的某种宝物和需求。

百越先民向太平洋海域的拓殖,是十分艰苦的开发海洋产业的过程。张光直先生曾推测,从中国南方开始扬帆到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之间,每个航程长达1000年的时间,树皮布从台湾起航到复活节岛上的居民手里,经历了3000年的时间。由此可知,中华先民开创海洋事业的历久和艰辛。

中华先民开通太平洋和中南美洲间的海上之路,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是:

(1)为中华远古文化开拓了一个新的、更为丰富、广阔的海洋生态的文化领域,使大陆文化传布于海洋各地,为以后历史时代的开发开拓了一条道路。

(2)促进广大海洋产业的发展。

(3)海洋的信息和资源为祖国东南地区的加速开发和经济发展提供机遇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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